陕西西咸新区坡刘村秦墓发掘简报( 八 )


玉饰 2件。标本M3:22-7,青白色,带黄沁色,椭圆柱状,中有透孔,器侧有对应的四处方形内收槽,器身纵刻弦纹。宽1.8、厚0.1~1.1、高3厘米(图三八,2)。标本M3:108,一端早期残断,乳白色,现存为近长方体,一端有圆形孔,器表阴线刻纹。残长2.7、宽0.6、高0.6厘米(图三八,5)。
玉印章 2件。标本M2:14,青白色。圆柱体,盝顶,顶部中心及身两侧各有相通的圆孔,印面周圈有阴刻边栏,内阴刻篆书“共”字,为吉语印,字缝内发现红色残留物。直径1.4、通高1.8厘米(图四二,5;图四三、四四)。标本M3:24,青白色。长方形,盝顶,坛钮,印面周圈阴刻边栏,内阴刻篆书“ 印”二字。长1.4、宽0.9、通高0.9厘米(图四二,10;图四五、四六)。
玉柱状帽 2件。标本M3:33-1,淡黄色,带深棕色沁,素面圆柱体,底部有一处圆孔。直径0.5、高1.4厘米(图四二,6)。标本M3:33-2,白色,带黄褐色沁,素面八棱柱体,粗细不匀,粗端底部阴线刻边栏,内刻篆书“君”字,细端顶面为一个圆孔,体两侧另有透孔相通。宽0.4~0.6、高1.8厘米(图四二,7)。
石块 1件。标本M2:36,白色,不规则形,表面粗糙(图四二,11)。
(六)其它
玻璃珠 8件。多为圆形,1件为六棱形,中有穿孔(图四八)。标本M3:22-6,六棱形,中有透孔,素面。直径0.6、高0.5厘米(图四二,8)。标本M3:62,绿色,器表共12个多圈离心圆。直径1.3、孔径0.5厘米(图四二,3)。标本M2:37,蓝色,器表共12个多圈离心圆。直径1.7、孔径0.5厘米(图四二,2)。标本M3:22-3,蓝色,器表6处大圆内套梅花状分布的5个小圆,6处单圈小圆。直径1、孔径0.4厘米(图四二,4)。
玻璃棋子 1组21件,M2:33-1~21。长方体,大小基本一致,10件表面覆盖白色钙化结垢,部分可见透出绿色的质料原色,另11件表面涂有紫色颜料(图四七)。标本M2:33-1,长2.6、宽1.7、高1.7厘米(图四二,1)
牙器 1件。标本M2:40,淡黄色,整体似原貌未经加工,酥化严重。
贝饰 1件。标本M3:64,乳白色,背部经人工削平,外壳有长螺旋纹。长1.7、宽0.9、厚0.7厘米(图四二,9)
三、结语
M2、M3属于同时期的并穴合葬墓。参照已有资料综合判断,墓葬时代为战国晚期,墓主应为秦国贵族或官吏。
出土遗物不见蒜头壶、茧形壶、半两钱,与西安地区已知秦代至汉初大型贵族墓葬明显有异[1]。史载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秦国钱制开始确立,M2、M3随葬大量器物却无一枚“半两”钱,应与时代有关。
所见文字也为判断时代提供了依据。M2:1陶缶有“咸完里马” 戳印陶文,与秦咸阳城手工业遗址所见陶文性质相同,是咸阳城民营制陶产品的标志[2]。此类资料也见于咸阳市塔尔坡及尹王村、西安南郊、张家坡等秦人墓地,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3]。最为关键的是M3:110等漆器釦边、M3:46铜鉴腹部所见刻文,内容包括有:二十六年左工章、十九年蜀守斯离造工师狢丞求乘工耐、王、公以及十三、升、十等。铜鉴铭文格式为纪年、监制者、制作机构、制作者的格式,计量单位为升,左工为少府左工室的简称,均属于秦制。秦国孝公时期迁都咸阳,期间在位时间与铭文纪年相合者,分别有昭襄王和秦始皇两位。依照铜鉴文字风格和随葬品不见秦代典型器的情况看,器铭所指为昭襄王的可能性最大。
经鉴定,M3墓主为男性,年龄40~50岁。M2骨骼保存极差,结合体质特征和随葬品判断,男性的可能较大。同性并穴合葬形式在以往的工作中比较少见,二者之间应该存在血缘或依附关系。据周礼记载,大夫一棺二椁,士一棺一椁。两座墓葬分别使用二椁一棺和一棺一椁,覆盖编织席和织物的荒帷,又均陪葬有玉具剑和兵器,可见墓主身份较为显赫。初步判断M3属大夫级,M2属士级,生前为武士且拥有一定的军功。
领 队:马金磊
发掘人员:邢福来 张杨力铮 苗轶飞许卫红 武新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