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片|最热的血与最冷的枪,构成美学风格( 二 )


拙朴:本色表演的价值
如何还原历史上这场战争的质感,是横亘在每位导演面前的难题。英雄角色的塑造既是难点,也是爆点。管虎的《金刚川》借了戏剧舞台理念,用白描和写意的手法刻画了个人英雄;徐克的《水门桥》用黑泽明“七武士”的动作片语汇,塑造了“兄弟连”式的集体英雄;张艺谋的《狙击手》则采取了去中心化的散点叙事,拍出了过去战争片中从未表现过的英雄。
这种“陌生化”的美学呈现,核心是“非英雄”的角色定位:将气贯长虹的英雄还原成平凡普通的个人。例如,《狙击手》在题材选择上,没有拍“狙击之神”张桃芳的英雄传记片,而是萃取真实的英雄人物素材,用于精心打造“五班”;在演员选择上,起用“素人”担纲角色。战争片对演员的要求高于其他类型影片,战争片有极高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对于人性有着复杂的展现。不用成熟演员甚至明星,暗含着一种“李延年式”的无名英雄观——做惊天动地事,当隐姓埋名人,“无名川”对应的是“普通一兵”。他们不是打不死的英雄,而是会害羞会流泪的普通男儿,这才是战争环境下人的真正写照。
本色表演的价值在于没有底色和套路。这一点,在近年来军旅影视作品中屡有呈现,例如,以共和国军队改革为背景的电视剧《士兵突击》、表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电影《芳华》,导演都大胆起用了新人,为的是避免演员被过度消费。尤其是在流量和明星泛滥的当下,起用新人对于战争片颇具意义,它包含了对斯坦尼式表演传统的回归,体验生活、封闭训练以及经历和角色共同成长等一系列做法,确保了整体表演风格的统一。演员选择、角色定妆和人物造型,每一个环节都是作品主题立意的反映和审美态度的映射。
本色表演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方言崛起。方言在近年影视剧中的运用,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如果说,讲陕西方言的电视剧《装台》《山海情》、说贵州话的电影《无名之辈》以及讲沪语的电影《爱情神话》成功是因为题材影响,那么,战争电影中的方言则由人物决定。抗美援朝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儿女,方言使角色更加严实地嵌入到历史情境中。《金刚川》中连长说着江西话,班长张嘴北京味,战士操着四川方言,反映了后勤战线的全民支撑。《狙击手》中全程使用了四川方言,则是对应了川地军人活跃于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的历史,战斗英雄黄继光和邱少云就是川籍军人。“五班”战士,在喊着“雄起”的同时,牵挂着家中未出世的孩子;一边骂着敌人,一边惦记家里破损的屋顶该怎么修。在方言的语境里,战士不是抽象的符号,观众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着不同的性格和脾气以及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方言,意味着家。战争片中,每一种方言,都是乡土。打虎亲兄弟,上阵子弟兵,这是中国战争电影特有的家国情怀。《狙击手》中最令人感伤的是章宇的话:“我从家乡把你们带出来,现在不能把你们带回去了。”轻轻的话语,道不尽战场兄弟的袍泽情义。这就是战争片的质感。在冰天雪地的严酷中,回家始终是一种诗意的救赎,比起那些豪言壮语更具超越地域的永恒。
笃实:沉浸置景的意义
战争片|最热的血与最冷的枪,构成美学风格】战争片硬核之处在于视觉。视觉离不开特效。从《红海行动》到《八佰》,导演们在还原战斗场景时,技术上已不存在障碍。一部《长津湖》创下了规模化制作的纪录,仅仅参与特效制作的单位就多达80多家,要集成美国、英国、韩国、印度和中国等全要素的资源,确保规格、标准、质量等全流程的统一,背靠的是电影工业高速发展的大树。
然而,特效不能解决艺术上的问题,过度使用反而会带来雷同和悬浮。战争片里的战术逻辑安排、武器道具考证和环境影调设计,重要性如同一部作品的地基,从来不是靠后天装修来实现的。这一轮抗美援朝影视创作中,观众对《长津湖》志愿军冲锋时“人海战术”的诟病,就是一个明证。可见,涉及军事素养的细节真实,对作品策划和创作提出了极高要求。
网络电影《浴血无名川》广受好评,得益于其战术合理和道具还原。这部讲述中美狙击手对决的电影,表现战斗的部分编排了各种战术,对“三朵花”战术、“第三颗子弹”狙击战术进行了精彩演绎。尤为可贵的是,根据当时各种武器的特性铺设各种细节和伏笔,小到服装制式,大到坦克飞机,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力求真实。主创人员对史料下的功夫和匠心获得观众的认同,也令军迷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