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片|最热的血与最冷的枪，构成美学风格传统文化|大别山|歌谣|文化味

■接续英雄叙事，贯通家国史观，表达民族精神，确立与现实主义美学相接的创作原则，是这一轮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的特色
■无论技术如何发达，实景永远有着无法代替的美学价值——真实。它带来沉浸，有助于营造作品的战争氛围；它导致贴近，有利于激发演员的表演情绪
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长津湖》）和《狙击手》的双峰并峙，迎来了新一轮抗美援朝影视创作高潮，且两部影片片尾令人掬泪的一幕都是：点名。两部电影中的“九连”和“五班”，不约而同地以点名的方式，完成对英雄的祭奠。大和小、热和冷、动和静，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相互映衬，共同谱写了战争片的主旋律。
和几十年前的电影《上甘岭》和《英雄儿女》相比，当下的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呈现出一种新的史诗图景，既有影视套拍的全景构图反映战争的《跨过鸭绿江》，亦有用上下部中景景深表现战役的《长津湖》，更有近景描摹战斗的《金刚川》《浴血无名川》和《狙击手》。每一代人拍摄的战争片都包含着时代对历史的思考深度、创作者对作品的美学追求，成为不可复制的作品。而同一题材能拍出不同的多种风格，代表着一种成熟和进步。
从《金刚川》《长津湖》到《狙击手》，我们看到，中国战争片对抗美援朝战争这座题材矿藏的开掘越来越深，作业面越来越宽，角度越来越小。《金刚川》的意义在于视角和结构，它用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后方的战争，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尝试了不同导演“三位一体”的制作模式；《长津湖》的突破在于题材和技术，它把中国军事电影的技术制作水准带到了一个崭新高度，并使数代电影人期待的题材空白得以填补；《狙击手》的价值则是角色和叙事，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战争片语法，即陌生化和极简主义。在叙事手法、演员选择、角色塑造和氛围营造方面，都埋伏了主创的诸多独立思考：回归故事本身，不喧嚣；聚焦平民本色，不浮华。总之，接续英雄叙事，贯通家国史观，表达民族精神，确立与现实主义美学相接的创作原则，是这一轮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创作的特色，也是在文艺范畴内对抗美援朝伟大精神进行演绎和诠释的一种新启示。
冷峻：微观叙事的张力
雪白、血红和土黑，成为这一轮抗美援朝题材创作的底色。导演们不同程度的类型化探索，使得战争片的外延不断扩大。在电影《金刚川》《狙击手》和电视剧《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中，我们看到了不同于传统英雄形象的指导员李延年，看到了迥异于正面战场的后勤线保卫战，看到了区别于炮火连天的冷枪对峙，微观视角可以把观众带入到战争的各个角落，在局部中观全貌，于细故中见乾坤，克制地呈现千钧一发的叙事张力。
作为对真实战役的还原，《长津湖》采取的是“大决战”式的复调叙事，即交替采用宏观和微观视角来表现战事的变化与战争的残酷；而《狙击手》遵循的是“三一律”戏剧法则，全部采取微观视角，通过人物本身的戏剧冲突来推动故事，用狙击手这样一个角度讲一组人物，讲战场上的一个角落，以小见大地表现伟大战争的全貌，微观视角折射的是对战争史观的全新诠释。
一叶知秋，不仅是叙事策略。“我的战友都牺牲在那个无名的山坡上，只留下了一个个普通的名字。”《狙击手》中的这句旁白几乎可以点题，刻画一个个普通名字背后的人物和精神。影片追求的不是战争场面表象的“大”，而是战争精神内在的“大”，张艺谋突破了传统的“连级”叙事，尝试了类似现代战争特种兵作战的“班级”叙事，视角越小，景深越大：伟大的战争正是由无数不知名的战斗组成，成千上万个“五班”缔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见微知著，更在表现大智大勇战胜强敌。秦基伟将军在回忆上甘岭战斗时曾说：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较量，在小山头打大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深受苏联电影的影响，高扬英雄主义的画卷，更多表现军队的舍生取义和战士的视死如归。这一轮影视创作与它的一个分野，就是对志愿军战争之道和战争之术的细微呈现，例如《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中，李延年对穿越雷区采取的蛙跳战术，坑道阻击中的分布式作战，《浴血无名川》中狙击兵战术中的三角狙击等，都不再单纯地表现勇敢和牺牲，而是聚焦志愿军高度灵活和精妙机动的战争智慧。于是，对美军的平视成为重要转变。既不渲染夸大胜利，也不过分贬低敌人。如果说《长津湖》中的美陆战一师师长向冰雕连敬礼尚显刻意，《浴血无名川》和《狙击手》中的两军对峙则更显专业主义的视角。美军狙击小队都是经历过二战的老兵，经验丰富，对“围点打援”战术娴熟运用。不简单化和脸谱化地表现美军，凸显志愿军凭借着意志、技术和智慧与其较量并赢得胜利，这种叙事上的平衡，使我们对战争整体的认识更加客观，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