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人|邱华栋:小说最大的魅力 在于一次次釉变( 二 )


采访人员:完成一部与以往不同风格的作品,有什么感受?
邱华栋:小说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完成,是灵感和构思的一次次“釉变”。这九篇小说都变成了与最开始构想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九个主人公,都有自己生活中的缺失和困难,也有着强大的生存愿望和勇气。这也正是我写这组小说要达成的效果: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中国人的故事,本来就非常精彩。
我从十五岁开始写小说到现在,写了三十多年了。在题材上我还能出新,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纯熟,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我经常问我自己:继续写,我还能超越自己吗?这组小说的完成,让我更有信心写下去了。
为北京“立传”,想呈现自己体验出来的空间感
采访人员:挺好奇的,你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尤其是《北京传》,本来你是写小说的,怎么写出了这本非虚构?
邱华栋:2017年,有一次我碰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他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正在读《伦敦传》,是英国作家兼采访人员彼得·阿克罗伊德写的,很厚,有80万字。看完以后我心里觉得,我在北京生活了30年,应该也给北京写一本书。没想到他听进了心里,没多久就跟我签了约稿合同。
合同一签,我有点焦虑,因为本来想晚一点再写,结果提前了。好在我搜集了很多关于北京的资料,就按照3000年建城史来写提纲,确定了主章和副章的结构。我想,让每一个来北京的外地人拿到手里一看,哦,一书在手,三千年北京历史不愁,能特别轻松地看明白北京的历史文化和空间变化。
采访人员:三千年的历史怎么呈现?听起来不是一件容易事。为什么想给北京立传?
邱华栋:我写《北京传》的一个特点是,着眼于3000年城市空间感的生长,以及城与人的互相塑造。我发现很多写北京的书,大都是写在北京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我是抓住了北京城的空间感,但又不是建筑书。我就想把这种空间感呈现出来。打个比方,有一个舞台就是北京城,他们写的全是舞台上的人和事,但是舞台本身被忽略了。我的主角就是北京城,这个城经过3000年的生长,也是个巨大的生命体,所以我从最开始的蓟城与燕都,一直写到21世纪北京的国际化大都市与2020年之后的北京——未来之城。
我是一个新北京人,对北京一开始就充满了热爱。刚来的时候,我有北漂的心态,后来变成了新北京人,比北漂多一层稳定感。这种状态恰恰使我对北京城的变化特别敏感。我喜欢建筑,看了很多建筑书。我经常周六周日到处去转。平时看地图,我还会经常想象出某种有内在联系的线路,可能会带动着城市空间怎么变化。
生活在北京,我有好多感同身受的生活经历,比如70年代的劲松,80年代的方庄,一说大家就很亲切。尤其是90年代初北京进入新一轮发展,能明显感到各种高楼迅速站起来。我甚至看一眼就知道那个楼有多高,那时我们经常打赌,比如看见京城大厦新起的,他们就让我说多高,我说这个有180米,后来一查,基本差不多。我记得写到202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我开车过去感受运河两岸,和副中心的空间结构。我也进出大兴国际机场,仔细观察,那种空间感是自己体验出来的。
这本书出来之后,他们都说,你这个还挺新鲜,一路写到当代,而且三分之一都写到了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些研究北京的朋友也指出了一些小问题,再版时这些地方都做了修订。实际上,有的地方我留了伏笔,比如民国时期我写了《正阳门火车站》《老舍》两个副章,其实这个副章可以无限延伸,还能再慢慢填。总之,这个非虚构的《北京传》是表达我对北京的热爱。
采访人员:你对北京真挺熟悉的。说起来,你在北京不仅有小家,也有为这个城市奋斗的青春吧。
邱华栋:我毕业时分配到北京的机关单位,后来考进报社当采访人员。采访人员这个职业需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城市的变化。慢慢地,白天跑新闻,晚上回家我还喜欢写写东西。
90年代初,有一个新闻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京广大厦有个蜘蛛人高空作业时摔死了。白天我跑完现场发了个200字的简讯,晚上回家心里还是难过……后来就写了篇小说《蜘蛛人》。小说里那个银色的蜘蛛人很孤独,但是他很快乐,他每天生活在城市的上空,看待世界的眼光比我们更高更开阔。后来他又找到一个女蜘蛛人,他们还生了一个小蜘蛛人。写这么一篇小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帮我把心里的哀伤化解了。
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一个新闻,其实它结束之后,往往会给作家带来更深的人文思考。我就通过文学的想象,把发生的新闻事件变成文学作品。比如我看到街上搞时装展览的,我就写了时装人,看到公关公司,就写了公关人,1992年到1999年近十年间,北京的变迁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写了比较诗化和意象突出的城市小说。写年轻人到北京寻找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他们的挫折、欢乐和痛苦等等。也写到了北京迅速的变化,亮马河、三里屯、国贸商务区这种城市景观作为背景也进入到我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当代性被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是城市文学,成为我那时的写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