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29岁开始学古典学，可以做到何种程度：陈康先生答辩前后( 二 )

洪堡大学档案馆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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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先生为何去哈勒？对于陈康先生的师承，人们一般较为熟悉的是大名鼎鼎的哈特曼和耶格尔，大家也一般认为，他的思想主要受这两位学者的影响。前者的影响主要体现于陈康先生的博士论文中，而后者的影响则主要体现于其晚年所著Sophia一书（Chung-Hwan Chen, 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Olms 1976）。相比之下，鲜有人注意他的第三位老师，即当时执教于哈勒大学的柏拉图研究者施滕策尔。而事实上，正是从施滕策尔那里，陈康先生获得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在其博士论文的前言最后一段，陈康先生曾自述论文题目的来历：
“1935年，尤里乌斯·施滕策尔（Julius Stenzel）激励我研究这一问题，他视此项研究为一项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任务。我在他的指导下开始这项研究，但在他辞世之后不得不更加独立地去完成此任务。至于我的研究结果是否符合他的期望，只能存而不论。但我确信，在问题的展开过程中，我遵循了他所指出的道路。”（Chung-Hwan Chen, 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 Berlin 1940, Vorwort, VI）
关于这一段经历，陈康先生后来的导师哈特曼在其所给出的论文评语（附录 2）第一段中也有过描述：
“此论文题目源自施滕策尔的激励，其人已钻研此问题多年。他将这一问题（留给）陈先生处理，证明施滕策尔高度肯定此人的能力。（然而？）他只能（指导）这项研究的开始阶段。在他辞世之后陈先生携带（已经相当）丰富的材料来到柏林，我视帮助他完成这项工作（为）义务，以此表达对施滕策尔的敬意。”
由此可见，分离问题原为施滕策尔多年研究的问题，出于对陈康能力的肯定，施滕策尔将这一问题转交于他继续处理。不过，施滕策尔只指导了这篇博士论文的开始阶段，在施滕策尔去世后，陈康携材料重返柏林转投哈特曼门下。遗憾的是，在目前有关陈康生平经历的介绍中，这段哈勒求学和更改师门的经历往往被忽略或错写了。比如陈康生前挚友杨树人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这样描述这段经历：
“纳粹党自夺取政权以后，日益狂妄，诚如一位开明教授所说，向亡国的路上走。忠寰原来的希腊哲学指导教授略有犹太血统，自觉前途可畏，先期迁往瑞士一所大学任教。忠寰面临随师离德或留德易师的抉择。他觉得瑞士人地生疏，费用较贵，经过深思，仍以留德为宜。在其余教授中以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比较年轻而有才气，乃向其接洽，哈氏竟问：足下凭什么知道，可以跟我研究。忠寰颇觉其态度傲慢。由于忠寰的拉丁文与希腊文成绩优异，而前师所指导的研究，已有相当进度，终于同意。”（杨树人，“真读书人——古希腊哲学家陈康”[A]，《中外杂志》1998年总第380-381期同名连载）
我们并不知道这里所说的指导陈康研究希腊哲学的“前师”是谁，因为这里的描述和陈康三位导师的履历都不吻合。虽然耶格尔和施滕策尔的夫人都有犹太血统，二人确实在当时均受到纳粹政权的威胁，但耶格尔因此于1936年从柏林迁往美国，而施滕策尔则因纳粹政治的影响于1933年从基尔（Kiel）大学迁往哈勒大学任教。诚然，在耶格尔和施滕策尔的学者生涯当中，先后跟瑞士的巴塞尔大学有过关联，但跟这里的描述都截然不同：耶格尔曾于1914年获得在巴塞尔大学的教席教授职位，但只在那呆了一年；而施滕策尔在基尔大学任教期间，曾于1931年拒绝了巴塞尔大学的邀请而选择留在德国。文中提到“前师”指导研究已有相当进度，似乎应该指的是施滕策尔，但如果是这样，因前任导师去瑞士任教改换导师不能成立，因陈康自述中提到他不得不在施滕策尔去世之后独立完成研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这里所说的“前师”指的是 1936年从柏林迁往美国的耶格尔，杨树人先生误把美国记成了瑞士，而施滕策尔则在这样的描述当中被略过了。

文章插图
Julius Stenzel (1883–1935)
我们知道，施滕策尔是德国上世纪前半叶十分重要的柏拉图研究者，在对柏拉图哲学的系统阐发上曾有过里程碑式的贡献。不满于当时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特别是纳托普（Paul Natorp）对于柏拉图过于唯心论的阐发，施滕策尔强调柏拉图哲学存在多重面相，并致力于将其哲学中看似矛盾的诸方面，比如理论与实践、数学与伦理、创立学园和治理国家等等，进行综合理解和阐述（参见Konrad Gaiser ed., Das Platonbild: Zehn Beitr?ge zum Platonverst?ndnis, Hildesheim, 1969, IX）。在 1917年出版的《柏拉图辩证法发展研究——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r Platonischen Dialektik von Sokrates zu Aristoteles）一书当中，施滕策尔曾系统阐发他对柏拉图理念学说、柏氏与亚氏关系的理解，并特别强调了分离问题（Chorismos）的重要性（Julius Stenzel, 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r Platonischen Dialektik von Sokrates zu Aristoteles, Darmstadt,1961,13: “War das Allgemeine bei Platon repr?sentative Anschauung, Idee, und zwar erfüllt von dem oben geschilderten Inhalt der ?ρετ?, kurz, was wir heute auf einem beschr?nkteren Gebiete ,Ideal‘ nennen würden, so mu? gerade bei der Entstehung dieser Idee der Chorismos, das Streben des Philosophen nach der ,reinen Form an sich‘ als alleiniges Motiv wirksam werden – ohne jede Sorge um den Zusammenhang mit dem Einzelnen, der ja in der Anschauung unmittelbar gegeben ist.”另参见同书页121-122）。陈康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多次提到此书，足见此书对他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