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29岁开始学古典学，可以做到何种程度：陈康先生答辩前后

■ 中国人为何要研究在西方有着悠久研究历史的西方古典学？比起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不是非但没有任何优势，反倒不少劣势吗？研究西方古典学应该采取何种工作方法？如果大家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或许值得跟随此文去探访一下陈康先生的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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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1902—1992）
此文是关于陈康先生在上个世纪于德国留学期间档案材料的一个小调查。在进入正题之前，或许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写作此文的缘由。许多对西方古典学感兴趣，但尚未决定是否要以此为志业的中国年轻人，可能会问自己如下一些问题：中国人为何要研究在西方有着悠久研究历史的西方古典学？比起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中国人研究西方古典学不是非但没有任何优势，反倒不少劣势吗？而如果决定从事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本科高年级开始会不会太晚？研究西方古典学应该采取何种工作方法？如果大家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或许值得跟随此文去探访一下陈康先生的求学之路。作为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陈康先生也是最早在Classical Quarterly、Phronesis等古典学和古代哲学国际一流期刊发表论文的中国学人，而当他抵达德国开始求学的时候，已经二十九岁。
2014年夏天，因为一次特殊的机缘我重新访问柏林，在洪堡大学档案馆查到了陈康先生（原名陈忠寰）当年的学籍档案。这份档案主要由陈先生当年提交给柏林大学博士答辩委员会的系列材料构成，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一份他亲笔书写的德文简历，两位博士导师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和施特鲁克斯（Johannes Stroux）书写的博士论文评语，以及三位口试考官（Eduard Spranger, Nicolai Hartmann, Johannes Stroux）所写口试记录。这些材料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还原陈康先生当年在德国的求学经历，纠正一些流行的误解，比如陈康先生的师承问题；另一方面它们特别忠实地记录了1939年底至1940年初陈康先生答辩前后的诸多细节，或许也值得今人注意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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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家科学、教育与国民教育部出具外国人攻读博士许可证柏林洪堡大学大学档案馆，1810—1945年哲学系，912号，陈忠寰博士学业，1940年7月9日，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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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有关陈康先生海外求学经历的介绍中，通常描述他自1929年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先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哲学，一年之后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跟随耶格尔（Werner Jaeger,1888—1961）、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1882—1950）和施滕策尔（Julius Stenzel,1883—1935）学习古典语言和古希腊哲学，并于1940年以《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Das Chorismos-Problem bei Aristoteles）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类似的描述中其实搞错了不少细节。陈康先生并非1930年到柏林，其在德国期间也并非只求学于德国柏林大学，因为其导师之一施滕策尔并非执教于柏林。关于求学德国的动机和经历，陈康先生在其提交答辩委员会的个人简历中（附录1）曾有如下描述：
“我，陈忠寰，于 1902年 5月7日生于中国江苏扬州，为学者陈含光之子。自幼在父亲和两位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语文、英语和数学。1920年开始就读于扬州马汉（Mahan）中学，1924年完成高中学业。同年起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之后更名为中央大学，且沿用至今）学习哲学、心理学和英语。我于1929年初结束学业，获得文科学士 B.A.（‘Bachelor of Arts’）学位。
之后我成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的英文老师。同年秋天赴英国，于伦敦大学继续学业。
自1931年开始我于柏林大学学习哲学。中断一段时间之后我于哈勒大学继续学业。
1935年我返回柏林，并且在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教授指导下写作目前的博士论文。”
这份简历表明，陈康先生1931年开始到柏林大学学习，之后转到哈勒大学继续学业，在1935年他重返柏林投入哈特曼门下。通过档案中保存的注册材料（见洪堡大学档案馆情况说明），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陈康先生于1931年4月29日至1933年12月11日在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学号为7202。之后他转学哈勒，又于1935年12月返回柏林以“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为题注册博士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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