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这种事也很多。
比如:从辈分上来讲,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那一年殿试主考官是名满天下的欧阳修,阅卷老师们一致推荐一份卷子为第一名,而欧阳修说,作文可能出自我的学生曾巩之手,放第二名吧。等密封页一拆,原来是“四川苏轼”的。作文里有个典故“皋三杀尧三免”,考官们都不知道出自哪里。等到发榜时,学生都来谢老师。欧阳修就问苏轼该典故何来,苏轼说:“想当然而已。”他编出来的!等苏轼走后,欧阳修跟其他考官们说:“咱们的时代结束了,得让苏轼兄弟出人头第,他们将在文坛上如日中天。”
所以,今天中国的学术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一种摆脱了“学徒”状态、并且获得了自我主张的中国学术,否则就不可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是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
举三个例子:
例1:近代哲学曾长期是神学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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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甚赞:是笛卡尔让哲学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
近代哲学从哪里来的?它是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当中发展来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当中,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个“小丫头”一边为神学服务、一边也自己学点东西。终于有一天“近代哲学”从中产生出来。它的决定性的标志,就是笛卡儿的那个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黑格尔说:“哲学曾经长期的处在神学的阴影下面,直到笛卡儿的那个著名命题重新回到了自我意识。”“笛卡儿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在思维自身当中为哲学重新找到了立脚点,哲学不再立足于为信仰做辩护、做论证,哲学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自己的立脚点”。在这样的一个立足点上,近代哲学开始了它的繁荣和昌盛。
例2:人文社会科学长期是自然科学的“学徒”。
“历史科学”就是我们说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从自然科学那儿模仿。比如:经济学的重商主义者,他们都是从“自然科学”那儿学一点东西。威廉佩蒂,完全用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并且还给它加上数学的形态,所以他的著作叫《政治算术》。19世纪末开始了历史理性批判,因而赢得了一个立脚点——历史科学的经验和自然科学的经验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经验,它终于成为一门自律的科学、一门自我授权的科学。
例3:德国哲学摆脱了对其他民族哲学的“学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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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沃尔夫(左)到康德(右),德国人的哲学超越了法国、英国,获得了自我主张
19世纪欧洲哲学中第一位是德国哲学,但历史很短,从康德的第一本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到黑格尔的最后一本著作《法哲学原理》共50年时间,但在“哲学史”要占很大篇幅,中世纪一千多年、只有寥寥的几章。但在这以前,比起英国和法国,德国基本没哲学,经过了长期“学徒”状态,德国人终于有一天获得了自我主张而爆发了。有两个绝对重要的标志:
第一,沃尔夫开始用德文讲授、写作哲学。海涅说:“拉丁语是天生唯物主义的语言,是行政长官发布行政命令的语言、是军事长官发布军事命令的语言、是小商贩讨价还价的语言。哪儿像德语,真正的思辨的语言。”所以沃尔夫非常了不起。第二,康德成为了实质上的德国哲学的开创者。经过了沃尔夫、康德,德国人的哲学获得了自我主张,并且马上迎来了繁花盛开,以至于我们今天学哲学的大多数都要学德语。
所以,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学术也是遵循这样的“学徒到自我主张”规律。
长期的“学徒”状态的弊端是依赖和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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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逻辑学》里指出“外部反思”是一种因循
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会滋生一个毛病——依赖和因循。依赖,总是依靠老师。因循,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叫“外部反思”。通俗说法,它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当中,但是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也可以看作“教条主义”。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教条主义的惨痛教训
举例:中国革命时期曾有一群“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绰号“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从俄国留学回来,俄语流利、马恩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的经验无比崇拜。仅学问而言,不是一般的好!开玩笑说,如果玄奘是第一海归,他们绝对是第二海归。当年在延安讲课,王明娴熟运用马恩经典,背完之后告诉你精准的页数。博古学问也不是一般的好,普列汉诺夫、列宁的很多著作都是博古翻译的。后来他主持新华社,在延安的食堂里弄碗酒喝喝,还找毛泽东聊天,但酒毕言尽,一篇新华社社论也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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