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歌赋|钟书林丨陶渊明的底色和他的五次出仕( 二 ) 诸子百家

陶渊明先后出仕桓玄、刘裕，都是抱着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陶渊明）选择了东晋政府最动荡的时候，又选择了最足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但是刘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阴怀篡逆。严酷的政治现实使陶渊明认清了刘裕的伪善面目，其正当炽热的政治热情，犹如熊熊烈火被泼了几瓢凉水，他只得在浊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够有所作为，但他在这污浊的官道中，开始对年轻时的抱负颇有些怀疑，感到内心矛盾极了。世道虽与他相违，但真要隐居不出，实也有悖于自己最初的理想与壮志。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运的安排。
因此陶渊明旋即出仕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刘敬宣为东晋名将刘牢之子，以破桓歆功，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其地位可与刘裕相抗衡。可就是这位功勋赫赫的将军，却遭人无端排挤，不得不借安帝复位之际“自表解职” ，不得善终。这一事件对陶渊明触动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刘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体会到若想建功立业，欲“大济于苍生” ，是何其艰难！身居高位、功勋赫赫的刘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结局，更何况一名小小的参军呢？陶渊明想到自己虽然先后四次出仕，政治理想却依然无法施展。他认识到正直的人不仅受谤，而且随时有坠入“密网”而丧失性命的可能，感到世道与己颇不相容，昔日的凌云壮志很难实现了。随着刘敬宣的解职，陶渊明也回到了故乡。这一次入仕本是带着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与隐的分水岭。从这以后，他入仕的政治热情明显弱化了，再也没有猛烈迸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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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仇英绘《桃花源图》资料图片
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为公田种秫而“足以为酒”去的。《归去来兮辞》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刚上任不久，从“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再加上督邮的到来，使他积于胸中多年来政治抱负未遂的愤怒与痛苦，彻底爆发而出，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这既是给官场的诀别书，也是对五次入仕理想的总结。以前抱定“大济于苍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邦有道”而出仕；现在欲作贤臣而无路、欲有为而不能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而“独善其身” ， “守拙归园田” 。
虽然归隐田园，但还在眼观政治，也害怕卷入政治漩涡。归田园初期，陶渊明在“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欢愉园田之乐。但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的到来，壮志未酬，他不得不感叹：“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 “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这种忧思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疾患的病重，而不断加剧。尤其与当时政局联系起来，这种情感更为鲜明。严酷的政治形势使他对抱负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坚隐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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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全集》书影资料图片
在陶渊明五十六岁时，晋、宋易代，诗人心情又发生了很大改变，内心充满了愤懑，他把这股愤懑之情化成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充满豪情斗志的诗篇。朱熹说：“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但陶渊明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局面，他的理想和抱负完完全全破灭了。为了躲避现实，他在耕种、读书中寻求慰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