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记录了孟子的什么( 二 ) _《孟子》一书主要讲什么的？

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 ，每个人都有。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行“不忍人之政” 。如此推论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结论。《告子下》就说：“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 ，则当时的诸侯自然都可以成为“圣君” ，都可以推行“仁政”了。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是以尧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的。但尧舜时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虚构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且说得相当具体。例如《梁惠王上》讲到“发政施仁”的时候，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孟子所谓仁政的一个理想轮廓。
这一套理想虽多属虚构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当时的现实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孟子才构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来。
孟子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具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 ， “与民同乐” 。这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样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承袭下来的。不过，到了孟子，更为强烈。《尽心下》甚至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认为民贵君轻，社稷也可变置。这是新的观念，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这比《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又进一步。说“民为贵” ， “君为轻” ，这是前人所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和同代各家相比，法家主张君权至上，纵横家宣传贵士，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
《孟子》很有自己的特点。
1?善于论辩。前面说过，《孟子》并非全由孟子自著，而善于论辩，则全书皆然。当时公都子曾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见《滕文公下》)“不得已”而“好辩” ，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告子上》之辩人性，《滕文公上》之驳许行，都可为例。其驳许行有云：“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像这样的一问一答，形式上仍是对话体，和《论语》的某些篇章有些相似；但这样的对话，又和《论语》有所不同。《论语》的对话，多是侃侃而谈，这里则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这是《孟子》文风的一个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