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指的是多大年龄的女性什么是妇女( 四 ) _知识分享

新京报：你曾在此前的公开演讲中提及埃及的“特殊性”——该国的不平等程度实际很低，真正的经济危机是中产阶级的恶化。在过去十年间，向下流动的埃及人明显超过了向上流动的埃及人，你称之为“新贫民窟” 。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这种“新贫民窟”的出现吗？其实不只是埃及，包括在东亚的日本社会中，也有“下流社会”的倾向。你认为，它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难题吗？
沙菲克：这些趋势反映了技术对工作的影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回报率，这就导致受过教育的人收入很高，而没受过教育的人则做着工资很低的工作。与此同时，过去能够赚取还不错的收入的一些传统中产工作正在被掏空，并日益被自动化，比如工厂或是文职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许多国家看到这种收入分化的原因。而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一直在呼吁，一个更好的社会契约需要对教育进行更多投资，以便这些低薪工人都能够发展新的技能，这样才能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
阻力重重：
新社会契约只是一种政治愿景？
新京报：在写法方面，贯穿整本书的是一种政策学习者和制定者的视角，想必这与你的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在多边组织任职期间，你会接触到来自各国的领导者。就你的观察而言，哪些因素阻碍着新社会契约在不同国家的尝试与落地？
沙菲克：据我的观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政治层面的，很多从现状中受益的团体很抵制变革本身。但是，一系列社会运动正在给领导人们施加压力。比如女性运动已经初步在产假问题上小有成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推进（父母双方的）“育儿假”制度，以便许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女性能够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同时，年轻人也在积极呼吁针对气候变化采取必要的行动。
历史来看，社会契约往往在危机时期会迎来重新谈判的机会——比如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又或者大萧条后美国推出的新政。而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契约则在去殖民化后迎来重新谈判。但如今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有着（较此前）不同的诉求期望——他们或是希望社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或是希望当他们年迈退休之时能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在未来的几年，各国政府必须对这些需求做出回应。
新京报：本书谈及的社会契约更多关注国家内部，且你也提到它必须被嵌入各自的社会价值观中。那么，从国际交往的角度而言，基于各自价值观的契约是否会导向冲突？你如何看待一国内部的社会契约与国际间社会契约的关系？
沙菲克：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同心圆结构。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我们对我们的直系亲属亏欠是最多的——这是内圈。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当地社区有义务，然后，是我们的国家，最后，是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我确实相信，我们对其他国家的人同样负有责任，尽管这些人我们可能从未见过。作为人类，我们应该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体面的生活。当然，有些事情，如气候变化或生物多样性，我们只能一起解决。但我也强烈地感到，良好的国家社会契约使人们能够慷慨解囊，（从而）支持良好的国际社会契约。

文章插图
《人类的善意》，鲁特格尔·布雷格曼著，贾拥民译版本：湛庐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4月。
新京报：自提出新社会契约以来，你收到过反对的声音吗？如果有，你会如何回应这些声音？
沙菲克：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这一套体系在现实层面有多大可能性，还是说这只是一种政治层面的愿景？对此，我的回应是，我不认为如今的现状是可行的，或者可持续的。我在书中列举了很多证据，以说明不同国家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契约，给所有儿童平等的机会，为未来投资教育，为所有工人提供保障，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并呼吁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社会作出贡献。这些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已经在落地过程中了。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翻翻这本书，看看一个更慷慨的社会契约究竟何以可能，这个契约将推动建立一个更好的安全与机遇架构，最终使得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从中受益。
采写/申璐
编辑/青青子李永博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