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指的是多大年龄的女性什么是妇女( 二 ) _知识分享

优秀的领导者会在他们周围建立起优秀的团队，并使他们能够贡献出自己最好的东西。那些总是需要显示自己有多聪明，或坚持告诉别人该怎么做的人，最终会取消一切思想和辩论，生活在回声室中。不可避免的是，他们最终做出的决定也不如那些鼓励咨询、参与和倾听的人（做的决定）更好。当然，最终，领导者还是需要拍板决断，并对所做的决定负责。但如果他们能够听得进去其他人的意见，他们其实能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也是我在工作中一直努力想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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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横跨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世界银行长达15年，是世界银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行长。2008—2011年担任英国国际发展部常务秘书，2011—2014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2014—2017年担任英国央行副行长，于2017年开始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长。此外，她还曾任教于乔治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她于2015年获得了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十分重视年轻人的政治参与，且不止一次呼吁我们应做些什么去纠正制度中的“老年统治” 。据你观察，这种“老年统治”具体带来了哪些问题？以及你又会如何看待如今在许多领域（如互联网行业）出现的“年轻崇拜”现象？
沙菲克：当一个国家日益陷入老龄化，当局往往倾向于缩减教育和环保领域的支出，转而加大对养老和医疗保健的资金支持力度。但老年人一般不太敢冒险，即便他们也会关心下一辈的成长。更何况，根据目前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孙辈的数量会越来越少。这些都指向了老年统治的潜在风险——对未来投资不足，一味想要维持现状。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转向一种“年轻崇拜” 。我丈夫在50多岁时曾创办了一家公司，他比很多同事的年龄都大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为整个团队带来了年龄沉淀下的智慧和经验，（这些）很好地与年轻人的创新与干劲达成了一种平衡。我的意思是，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拥有不同经验和想法的人聚在一起，才会促成更好的决策。
新京报：除了“最年轻”之外，你的“女性行长”身份也颇受关注。你曾多次在公开发言中表示经济领域一直非常男性化，尤其在多数经济组织中，男性都占比颇高。我们似乎习惯将女性在职业发展中受到的限制比喻为“玻璃天花板”，但你曾谈到相比之下更喜欢将其称为“黏糊糊的门”（Sticky Door），为什么这么说？
沙菲克：确实，在许多领域和机构内部，存在着一种当权者以自己的形象组织招聘的倾向。经济学领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甚至到今天为止，这里面70%的博士都是男性，这个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传统的以男性为主的领域，比如工程师、医生和律师。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从没遇到其他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女性，而人类学那边倒是有很多女性，后来我和她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之所以喜欢“黏糊糊的门”这个比喻，是因为“玻璃天花板”这个词太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女性中只要有一个人成功打破了它，所有其他的女性都会连带着更容易做到。但根据我的经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是，没错，你可以试着去推开它，但在微微敞开一道缝隙后，你发现它其实又会粘连在一起，甚至可能还会拉出丝儿，（要说变化的话）只能说它只是没有原先那么黏稠泥泞罢了。
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如果有人能够在门的另一边同时用力，帮我们拉开这道门的话，情况会有很大改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人，通常那个角色是男性，他们在门的另一侧帮我拉开了这道门，给了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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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女性》，[英]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著，詹涓译，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2022年8月。
“预分配”而非“再分配”：
关键是对每个人投资
新京报：在最近出版的这本《新社会契约》中，你呼吁个人、家庭、企业和国家间应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就社会契约而言，大众较为熟知的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既有的社会契约为何需要变革？以及你所提到的新社会契约主要“新”在哪里？
沙菲克：旧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技术发展和女性角色的改变所瓦解。前者影响了如今工作本身的性质，尽管各国总体而言看上去似乎更富裕了，但也变得更加不平等和不稳定；同时，技术也扭转了我们对教育系统的需求，中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工资下跌，人们越来越憎恨收入最高的那1% 。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她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和年轻一代。世界各地都面临着老龄化，这意味着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在老龄化迅速发生的中国的年轻人）将不得不通过更高的生产力来支持更庞大的老年群体。当然，气候变化也意味着代际之间的契约被打破，我们都不确定是否还能留给下一代一个健康的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