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如何弘扬我们需要怎样的传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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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需要弘扬?
这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讨论的问题,大多数人对此都不难给出一个或是或非的回答 。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多少人能够自信地说,自己确实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去年我带学生参加了大陆与台湾合办的“国学夏令营”,很多学校都在夏令营中展示了本校开展的各种传统文化活动,然而仔细看来,其中有多少不只是拍照式的集锦?举行一场祭孔典礼、办一次书法比赛、甚至放一次风筝,都被冠上了弘扬传统文化的名号,这实在不能不让人觉得有些啼笑皆非 。而我想说的是,这种种啼笑皆非的现象,其实从特定的角度而言,恰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不缺的就是作秀、最不缺的就是借由某种冠冕堂皇的口号或旗帜来抬高自己的行为艺术,这一点到今天也别无二致 。即以读经而论,现在很多社会人士都大力呼吁要让四书五经进入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我并不否认其中确实有真正为文化发展而奔走呼告的有识之士,可我只想问一句,提倡读经的 诸位先生,你们觉得自己读懂了四书五经了吗?哪一位支持四书五经进入课堂的老师愿意告诉我,您准备如何在课堂里讲授四书五经?如何能够使得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真正起到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热爱中国文化传统的作用,而不是使学生学生在枯燥的文言学习中更增对传统文化的反感、或者甚至从我们的各种经典中学到所谓的“厚黑术”?

文化教育如何弘扬我们需要怎样的传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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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非否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但是首先我希望提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诸位先生能够真正懂得,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弘扬的独特的核心价值究竟在于何处 。对于这方面的了解,余英时教授的文章《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是相当值得一读的,这篇文章曾被誉为“即使不是百年来中西文化论辩最后的断案,至少也是五四以降所有讨论文字中见解最圆熟、立论最透辟的一篇 。”该文中有一段话对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评价得非常到位:“《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大致能说明内倾文化(即余英时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定性)的特性所在 。这里止、定、静、安等本来都是指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言的,但也未尝不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一般表现 。18世纪以来,‘进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中心观念 。从‘进步’的观点来看,安定静止自然一无足取 。黑格尔看不起中国文化的主要根据之一便是说中国从来没有进步过 。‘五四’时代中国人的自我批判也着眼于此 。我个人也不以为仅靠安定静止便足以使中国文化适应现代的生活 。中国现代化自然不能不‘动’、不‘进’,在科学、技术、经济各方面尤其如此 。但是今天西方的危机却正在‘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而不能‘安’、‘乱’而不能‘定’ 。最近二三十年来,‘进步’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最高价值之一了 。……现代生活中物质丰裕和精神贫困的尖锐对照是有目共睹的 。存在主义所揭发的关于现代人心理失调的种种现象如焦虑、怖栗、无家感、疏离感等,更是无可否认的 。如果说在现代化的早期,安、定、静、止之类的价值观念是不适应的,那么在即将进入‘现代以后’的现阶段,这些观念则十分值得我们正视了 。”
我始终认为,“国学”之根在于“学”而不在于“国” 。并不能因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先天具有值得弘扬的价值;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有相对于西方文化的独特的精神价值,所以我们才因其产生于中国而感到自豪 。确实,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带有一种文化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并不在于传承“中国”的文化,而在于传承中国的“文化” 。因此在我看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便首先在于理解余英时教授的这篇文章,并以此为锁钥,进而认真研读各种经典文本,从中获得一种文化方面的真正自信,由此最终达到一种教育上的可能 。否则,事实上得到充分弘扬的便很可能只是传统文化中的功利传统、作秀传统——这一点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 。
文化教育如何弘扬我们需要怎样的传统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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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并不想继续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没有能力比余英时先生谈得更为深刻——而是希望将视角转向我们的基础教育,谈一谈传统文化(自然是指传统文化正面意义上的核心价值)教育是否能够在如今的教育体系中、特别是在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上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