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取有失公正是什么意思( 五 ) _在工作中，什么是最不公平的事呢？

但是，公平与效率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具有相对的统一性。正如阿瑟·奥肯所说：“如果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而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28]我们知道，正如前面所述，公平包括市场内公平与市场外公平，而市场内公平是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的最好体现，这种市场内公平有利于效率提高，因为，效率的实现和提高要有一定的公平环境和公正规则。这样，市场效率与市场公平就有了一定的相对统一性。并且，无论公平还是效率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就社会生活某一方面而言是公平，从另一方面就是不公平，反之亦然；就微观而言是高效率，从宏观来看就未必是高效率，反之亦然。公平和效率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一定程度的公平总是与一定水平的效率互为前提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和不一致性也只是有限的和非绝对的。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政治平等程度很低，而经济效率也很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带来不平等的加剧，同样也带来经济效率的降低。当然，公平和效率的相对统一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符合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公平结构，自然能够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效率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时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是导致其社会效率低下及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在此制度下，工人阶级作为绝对的弱势群体，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所占有，其付出的劳动与其所得严重失衡。这种社会不公正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增加。贫富两极分化使贫困者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许多权利被剥夺。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高层次的公平和高层次的效率，更确切些说就是二者的相对统一性。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者只要公平不要效率，都不是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从来不承认绝对的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管其他方面是否平等，其首先要求的是等价交换的平等。改革开放初期，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容忍社会某些方面（如财富收入）差别扩大的状况及程度，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在，要着力提高社会公平的水平和程度，二者都是依据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及社会其他各方面发展的需要，都取决于对以前及现在现实生产力水平和结构的分析。认为传统体制下平等程度很高因而应当维持下去，或者认为只要加剧不平等就会无限制地提高经济效率而当前社会也必须这样做，这两种观点都是绝对不可取的。
可见，社会公平不是竞争和效率的对立物二者在一定情况下存在一种相对统一性。
纵观公平与效率之争（从亚当·斯密到丹尼尔·贝尔到奥肯），我们发现他们都是以公正秩序的既成事实为前提的。就逻辑而言，社会公正（即社会公正的秩序和规则）乃是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共同基础，是主张对结果不平等进行干预的自由平等主义同反对这种干预的保守自由主义相互认同的基石，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并不与社会效率发生冲突，而恰恰正是市场经济繁荣的效率源泉。
四社会公平自古以来作为阶级社会中人们关于社会公共秩序的最基本的政治理念，突出反映着弱势阶层对消除阶层地位悬殊差异的要求。从前市场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公平也从身份面前的平等发展到起点和规则平等。起点平等指的是市场主体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市场对所有人开放，每个人都有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的平等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以强制的方式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单方面的意思进行交易。规则平等指的是每个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规则面前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市场规则适用于进入市场的每个主体。
在早期的市场经济阶段的社会公平观念中，由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作为市场逻辑的必然体现，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激发人们进取精神的原动力和效率的源泉。必须指出，当时，这种平等体现的是一种机会公平或形式公平的原则，由于在市场进入和退出上的平等和每个市场主体的主客条件的差异导致竞争结果上的差异或不平等。这种差异也构成了新一轮竞争在起点上的不平等。这种结果的不平等，同样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由此，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就形成了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与结果不平等，形成社会公平与实质不公平的内在矛盾（这即本文前面所述的“市场内外公平”的问题）。这种植根于市场内在逻辑的矛盾，无法在市场体制内部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政府作为代表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应将其职能真正集中到建构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秩序上来，使政府承担起捍卫社会公平、公正，合理地干预与调控利益格局以及调整社会阶层分化的职责，将阶层分化导入公正、有序、规范的轨道，在新的水平上实现巩固国家政治一体化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