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破解 _历史

三星堆挖掘历程
1929年春，广汉县南兴镇真武村村民燕道诚一家在宅旁挖蓄水沟时发现一个长方形的坑道，由石板围成，坑内放满了精美的玉石器。燕道诚后携家人把坑内400多件玉器搬回家中，藏于各个角落，并不让家人告人。一年后，为将玉器出手，他将一块玉瑗送给当时驻广汉县的一位旅长陶宗伯，此人在得知这块玉瑗的价值后，派了一个连进驻燕道诚挖宝的地方，以军事训练为名，大肆开挖。
成都著名金石学家龚熙台从燕家购买了4块玉器，并写作一篇《古玉考》发表在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的创刊号上，随即消息传出，古董商蜂拥而至，广汉地区掀起挖掘高潮。当时的广汉县县长罗雨苍认为古物出土应归国家所有，随即下令禁止私人乱挖乱掘。1934年3月15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与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考古发掘队，在月亮湾进行发掘工作，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持续十多天的第一次正式发掘工作，一共出土文物60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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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等人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全面调查了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1970年始，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龙山时代和3000年－4000年前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陶片标本。198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进行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7月广汉县南兴镇第二砖厂的工人在挖砖坯土时，挖断了一块玉环，工人遂报告给当地的考古队，这里就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8月四川省考古所在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大规模发掘工作，发现两座与商代同时期的大型祭祀坑，坑内出土了1700多件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等，还有80根象牙，4600多枚当时的货币、海贝、铜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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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分期
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可以根据其考古时的发现分为三星堆遗址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也可以按研究后文化类别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的分期对于认识三星堆与当地先秦时期青铜文化和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也奠定了完善四川古文化发展谱系，确定巴蜀文明形成的基础。其主要出土的上百件青铜精品，一如青铜立人像年代则在第四期，概括约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10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安阳殷墟遗址。
1933年至1934年的第一次对月亮湾真武宫遗址和玉石器坑挖掘时，已经有人注意到两者年代有所不同[5] 。1963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实习进一步的从地层上论证了不同时期的叠压关系。1980年、1981年第一次发掘时，考古队员将堆积物分为八层，除去表层土（第1层）、间隙层（第5、7层），剩下的五层被称为“第一至第五文化层” 。其中第四、五文化层（第6、8地层）被划为第一期，第二、三文化层（第3、4地层）被划为第二期。第一文化层（第2地层）被划为第三期。1982年，通过第二次发掘，发掘者提出存在三星堆遗址第四期。至此，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三星堆一期文化
标准地层是第一次发掘时的第6层、第8层（第四、五文化层）。1984年西泉坎下层（第4层）和1986年第六次发掘的最下层（第13-16层）等基本与之对应。
出土的陶器陶质主要以泥质灰陶为主，出土陶器中大约65%为此类陶质，又包括了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其次是夹砂褐陶，另外还有少量不均匀的泥质橙黄陶。器形比较单调，主要是平地器，但也要少量圈足器，大部分皆难以复原。纹饰主要是绳纹，其次是划纹，划纹又包括了平行线划纹、水波状划纹、几何形划纹，也有在平行划纹上再弄出齿状。另外有少量的锥刺纹和镂孔装饰。这一时期陶器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器口压成锯齿状花边。
这一地层已经出现房屋建筑，平面通常呈圆形或方形，采用挖柱洞立柱桩的方法，中间连结以泥墙。有些房屋的面积只有10-12平方米，据推测可能是干栏式的小房子。
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鉴定，在第一次发掘时的第六层所采集的标本距今为4075±100年，树轮校正后为4500±150年，高精度校正后为公元前2590—公元前2340年。其他的一些主要数据有距今4170±85年，4210±80年等。概括约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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