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陈独秀被捕后孤立无援，论敌章士钊助陈免于死刑，陈为何不领情？

1932年10月15日晚上，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中被工部局巡捕逮捕。陈独秀一生中曾多次被捕，但这次是最艰难、最孤立无援的一次。被开除党籍，又被曾经的敌人逮捕，此时的陈独秀可以说是两面不是人，陷入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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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是两大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伟大成就。因此，虽然当时的陈独秀两面不是人，但他被逮捕的消息一经传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陈独秀被交由法院公开审判。但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能够轻易脱离困境，因为南京的检察官对陈独秀提出了足以致命的指控：
一面借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对于当局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
按照当时的法律条例，检方对陈独秀的指控足以判处死罪。而当时陈独秀又没有足够的钱财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曾经的组织自然也不会出面。就在陈独秀打算以自辩的形式面对法官时，章士钊从上海跑到南京，表示愿意出面为陈独秀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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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章士钊结识于二十世纪初，在那是个风雨如晦、灾难深重的岁月，他们因探索救国救民的之道走到一起，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但是，在五四之后，两人却逐渐走向对立面。陈独秀努力将自由、科学、民主的先进思想传入中国，但章士钊却鼓吹新旧调和思想。
章士钊认为拯救中国应该是“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 。陈独秀对这种论调极为不满，批评说：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
之后，章士钊更是成了段祺瑞的亲信，担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1925年，章士钊纠合一班旧文人，以此为阵地攻击、诋毁新思想，公开提倡礼教和封建文化，形成了复古的“甲寅派” 。对此，鲁迅曾说：章士钊和甲寅派，无非是要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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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对此也有极为清醒地认识，他意识到这位昔日和自己并肩作战的论坛健将，如今也像康有为一样开倒车了。惋惜之余，陈独秀屡屡发表文章，批评章士钊大逆潮流、尊孔复古的错误言论。而章士钊则下了一道训令，宣称陈独秀为“非法头目” 。两人之间的争论，从此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或思想争论。
一年后发生的“三一事件” ，则使陈独秀与章士钊彻底绝交。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举行爱国游行示威，队伍行至段政府门前，遭到血腥镇压，死亡40多人，伤200人。这次的死者中较为著名的有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鲁迅曾为其写下《记念刘和珍君》。而这一天，也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立马写信与章士钊绝交。陈独秀认为，章士钊虽未亲自下令向学生开枪，但他也是难辞其咎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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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交之后，陈独秀与章士钊再无私人联系，由昔日的好朋友变成了真正的敌人。因此，当陈独秀看到章士钊出现在自己面前那一刻，既惊讶又感动。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时候为自己挺身而出的竟然会是这位与自己恩断义绝的敌人。陈独秀想起了他们昔日的深厚情谊，想起了章士钊曾因参与革命党组织的刺杀行动而流亡日本，又想到章士钊是沪上有名的大律师，当下便答应让章士钊出庭为自己辩护。同时，他自己也依然自辩。
1933年4月14日，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陈独秀“危害民国”案。法官宣布开庭后，陈独秀在法警的押解下走入被告席。双鬓斑白须长寸许的陈独秀镇静自若，面带笑容向旁听席的各界人士颔首致意。随后，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指控陈独秀“危害民国”、“以文字叛国” ，触犯了《紧急治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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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自辩中，严正声明自己只是反对政府而不反对国家，如果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那又何必摒弃法国路易十六的“朕即国家”说？此外，陈独秀还指出：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的故事，岂不是重见于今日的民国，那不是正好证明日本人所谓的“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不是污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