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组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不想“隐身工作”( 二 ) 影像室|北青|透析室|投入使用

人生轨迹随着确诊被颠覆，职业生涯也脱离规划。
同样是手术前，2016年，还在读大四的小海被通知HIV阳性，学校暂停了他的医院实习。直到现在，医生也是他最热爱的职业，“但这辈子不可能了”。
学习优异的医学生不再读医，小海和父母需要一个理由回应亲戚朋友的关心。他决定去考公，至少在很多人眼中，这是个合理的解释。公务员录取要求中明文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合格。笔试面试均排名第一，但小海早有准备隐瞒了成绩，谎称没发挥好。
“我宁愿自己得的是癌，哪怕只剩三个月时间，至少还能换来同情。”小海无奈、无助，至今他也没有查出感染原因。他刻意回避，记不得确诊日期，不去记吃了多少天药，还会常买试纸自己测，希望某天早晨醒来发现，之前几十次检测都是误诊。
感染者群里总有坏消息传来。一名空少确诊HIV阳性后被航空公司辞退；一名企业高管车祸住院发现感染艾滋病毒，保险不理赔，还被公司辞退；一位海外归来学者本计划被引进某985高校担任教授，因HIV阳性无法入职……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尚且如此。
不少感染者与志愿者常常联系。今年7月，丁丁陪相熟的艾滋病援助项目工作人员来到威海一家工厂询问招工需求，还未透露是艾滋病群体，工厂老板先发了话，“我们坚决不能收艾滋病，太可怕了！”
“感染艾滋病和这个人的职业精神没有关系。”国际劳工组织相关负责人认为，私领域和公领域需要严格区分。
同时，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提到，在日常工作中不会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人可以正常工作。2004年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也已经将艾滋病归类于“乙类传染病”，意味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无须被强制隔离治疗。而国际上，更多则把艾滋病作为慢性病来对待，和可以治疗、但无法治愈的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日常工作和生活接触，如吃饭、握手、拥抱、共用马桶等都不会传染艾滋病。
但至今，小海、丁丁等很多感染者仍会注意减少和同事聚餐，因为“心理上的自卑感很难避开”。
恶性循环
“你得活着才能感知歧视。”51岁的李曼有13年感染史，丈夫因艾滋病去世后，好强的李曼在云南当地找到一份接线员的工作，每天早晨六点到晚上六点，一天最多能接听760多通电话，是这个平均年龄二三十岁的工作组里最勤奋的那个。不久，她便获得了升职机会。
除了本职工作，李曼还在乡村地区一家社会组织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志愿服务。她认为，如果把绝大多数感染者的需求从急到缓进行排序，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治疗，第三才是歧视。
但事实上，三者是无法彼此剥离的循环。
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一份关于“艾滋病与贫困”的研究显示：经济贫困是感染者群体遭遇的最大困境。出现临床症状，暴露感染者身份概率高，更有可能丧失工作机会，医疗支出也会随之与日俱增，形成恶性循环。
经济上的困顿使得感染者难以参与学习或培训，提高职业就业技能。只能被迫从事一些门槛较低、职业技能要求不高、收入有限、缺乏社会保障的临时性工种。因就业歧视，他们频繁更换工作，在不同城市中流动寻找务工机会，很难实现工作经验的积累，更别提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等高层次问题。
李曼在农村地区已经为86位感染者提供了临终关怀志愿服务，见过许多陷在漩涡里的人，其中最小的一位逝者是仅8个月大的母婴传播感染者。“哭声像小猫一样微弱，离开人世时骨瘦如柴，他的父母感染状态极差，早没了收入，甚至掏不出钱安葬孩子。”李曼为孩子立碑并写下墓志铭：“我很乖，我来过”。
丁丁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也有非常现实的原因——满足生活需求、为自己养老做打算。“帮不上孩子，至少不给儿子添负担。”
然而再次走向职场时，丁丁发现，她能做的选择十分有限。除了体检，长时间脱离社会也让这名50岁的妈妈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工厂零工。“我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快30岁的自己对生活的期待，一切都有奔头。可后来我确诊了，奔头也没了。”
“现在都说‘内卷’，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想卷也卷不起来。”已经在公司做到中层的小海希望有更好的职业选择，但入职体检就意味着暴露，他只能待在本公司现岗位。“没有勇气，得过且过吧。”
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还指出，处于贫困的感染者大多数自身教育程度不高，子女为分担家庭经济压力很可能会过早离开学校，从事的仍旧是低收入工作，未来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很难有更好的发展，贫困进入代际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