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仙芝|让更多的“她”接种HPV疫苗，他们回到了草原( 三 ) https://p0.ssl.img.360kuhttps://p0.s

乔友林：宫颈癌主要的突破就是病因学的突破，找到了引起癌症的病因是HPV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如果没有这个病毒感染，就不会得这个病，病因学关系是非常确定的。在人类的癌症里面，还很少能找到一个疾病，有那么直接的病因学联系。
当然并不是说有了这个暴露就一定要得这个病，但得这个病一定要有暴露，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当病因学得到突破了以后，围绕着这个病毒就开展了非常多的研究，就跟现在的新冠一样。
对付新冠，人类也是两个武器，一个武器就是核酸检测。还有一个武器就是疫苗。宫颈癌是一模一样的。首先核酸检测有没有感染这个病毒，这是最关键的。但它就在你的症状出现很早之前，你就会发现你的风险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及时观察和预防。
最初它只是感染，这个病毒的DNA要跟人的DNA整合了以后才产生瘤样病变，才从轻度、中度到重度到癌，它有很漫长的时间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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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能够再通过一个核酸检测，早发现有暴露有风险，对癌前病变进行治疗就完全根治了，预防就不会得癌症了。其实最好的是不感染这个病毒，那就需要疫苗了。
打了疫苗，身体产生抗体。一般是没有接触病毒之前，你去打疫苗，我们叫预防性疫苗，预防你没感染。当你产生了抗体以后，病毒来了，抗体就把它中和了，你就免于被感染了。但是对于已经感染了这个病毒的人来说，疫苗的效果就不好了。所以我们称它是一个预防性的疫苗，这也是为什么选择在没有开始性行为的女生里面优先注射，这样是最有效的。
新京报：你和段仙芝是怎么认识的？
乔友林：十六年前，我们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一个主任找到我，说有一个内蒙古的医生想跟我们合作，开展宫颈癌的防治。我同事说，这个医生以前在他那里进修，特别淳朴，特别善良，也勤学好问。
然后我和段老师就约了一个时间。我记得在鄂尔多斯驻北京办事处，我们就见面了，她向我介绍，鄂尔多斯妇女受困于宫颈癌。她知道，我自1997年回国以后，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她就希望我去帮助她们。我被她的热情、被她对家乡妇女的关爱所打动，另外我从小就有到内蒙当骑兵横刀策马巡逻边疆的梦想，因此我就跟她积极地启动了帮助鄂尔多斯宫颈癌防控方面的一些工作。
新京报：启动资金从何而来？
乔友林：那个地方卫生服务能力比较弱，我希望提高当地医生识别早期（宫颈癌）病变的能力。当时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科技参赞的夫人是妇产科医生，她特别希望能够帮助中国开展一些宫颈癌方面的工作，我也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金，我俩一拍即合。
当时和她共同申请了一个意大利政府的援助基金，是一个5年的项目，给了25万欧元。
不光是鄂尔多斯，我们是从鄂尔多斯开始，然后走了好多旗县。后来又扩展到新疆、青海、山西、四川等很多地方，一共执行了5年，开展了基层医生宫颈癌防控能力的培训。
新京报：你去鄂尔多斯之前，对当地的宫颈癌发病率有哪些了解？
乔友林：鄂尔多斯市是我国宫颈癌的高发区，高发区的定义一般是比我们全国的平均值高2-3倍。
新京报：在鄂尔多斯开展的宫颈癌筛查检出率能达到多少？
乔友林：可以达到95.2%。就是说100个病人里面，通过这个检测方法，能查出95个，漏掉的不到5%。那是很了不起的，敏感度很高，从来没有一个检测方法，有那么高的检出率。而一般的癌症筛查查体能查出百分之六七十就很了不起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在鄂尔多斯开展的“两癌筛查”？
乔友林：算上培训和做科研的时间，有十来年了。但是实际上把科学的成果用到整个人群里，是从2016年开始。只做科研是不行的，获益的只是少数人群，鄂尔多斯这个城市尽管不大，也有近200万人。
从经济上来看，鄂尔多斯也不贫穷。它是卫生资源贫穷，好的医生少，因此要帮助它建立起一套好的癌症早诊早治的体制。2016年段老师找到我之后，又给当地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两癌防治的规划，就是在5年之内，整个鄂尔多斯市的9个旗县，35到64岁的妇女都参加筛查。而且这个筛查我们用最好的方法：核酸检测。这个方法方便、容易掌握，我们把这个技术教给当地的妇幼保健院，他们自己就会做。
新京报：什么时候在鄂尔多斯启动HPV疫苗接种的呢？
乔友林：“两癌筛查”之后，我们想着，不能永远在下游捞鱼，要在上游就把堤坝做好。2020年，我们又进了一步，针对13-18岁女生（还没有性行为暴露），启动了HPV疫苗预防接种计划。打了苗，绝大多数女生将来就不用担心宫颈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