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殿试读卷变化不小，皇帝为何从读三卷变成读二十四卷？( 二 ) 殿试读卷是判定考生殿试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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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初至嘉靖五年（1526），读卷官一直向皇帝进读一甲试卷三卷。而鼎甲人数只有状元、榜眼、探花三名，故皇帝仅对读卷官进呈的三卷试卷进行顺序上的调整，确定三人排名，并没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嘉靖八年（1529）殿试，世宗为改变阁臣决定鼎甲人选的局面，下令将试卷进读数量由三卷增至六卷。
读卷官提前将六卷分为“优”与“稍优”两个等级，每等级各三卷，供世宗参考。进呈试卷数量的增加，扩大了皇帝在钦定鼎甲排名时的选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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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四年（1535），世宗再次下令，将进读试卷进一步增加至十二卷。直到崇祯七年（1634）以前，一直保持着进呈十二卷的定例。
读卷官在提前将其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四卷。进呈后，世宗各览一周，评定甲次，在一甲三卷卷首各有批语。
皇帝亲题批语，既是皇帝对殿试、对考生看重的表现，又是其博学、高明的体现。
世宗在品评试卷之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未完全按照读卷官所拟的试卷等次确定结果，鼎甲的人选与排名，完全由皇帝的“圣意”决定，读卷官的预排名仅起到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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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崇祯帝迫切需要大量人才，以挽救统治危机。崇祯七年（1634），皇帝“命再呈十二卷” ，进读卷数增至二十四卷。
当年的殿试策中说道：“策所与共治天下者，士夫也。今士习不端，欲速见小，兹欲正士习，复古道，何术而可？”
足见崇祯帝对士风的不满以及良才难觅的焦急之意。
为在殿试中选拔有能之士，避免遗漏贤才，崇祯帝决定增加试卷进读数量，亲自挑选人才，故在崇祯七年（1634）扩大进读规模，增至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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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自嘉靖八年（1529）起，皇帝不断增加殿试进读试卷数量，不仅使得皇帝在钦定鼎甲排名时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还使皇帝的钦定甲次范围扩大。
通过这种方式，皇帝改变了内阁操纵一甲人选的局面，在增强殿试的公平性的同时，达到了扩张殿试取士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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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殿试读卷官回避制度
明代皇帝为防止殿试考官徇私荫庇子侄血属，首创殿试读卷官回避制度。
宋制，乡、会试考官如遇亲属参加考试，均应避嫌，唯殿试因皇帝担任主考官，考生为天子门生，故考生父兄虽为考试官，却不需要避嫌。
为了保持公正性，明代在殿试这一环节增加了读卷官回避制度，若有子侄血属应试，读卷官理应主动奏请皇帝，申请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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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阅卷是每个读卷官应尽之责任，不论回避与否，读卷官都应该具有公正阅卷的意识。
明代皇帝实施殿试读卷官回避制度，目的是防止读卷官徇私作弊，保证殿试的公正性。可以说，它是防止殿试读卷官作弊徇私的一项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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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鼎甲排名的无条件性
皇帝是鼎甲排名的最终决定者。在皇帝进行鼎甲排名时，除以考生答策的优劣为标准外，皇帝的政治考量，以及个人的好恶等额外因素都会影响鼎甲排名的结果，体现了皇权的无条件性。
考生答策的优劣是皇帝进行鼎甲排名的最主要标准。读卷官在向皇帝进读一甲试卷时，会提前将试卷进行预排名，作为皇帝决定名次的依据，但最终名次以皇帝钦定结果为准。当皇帝对试卷对策的优劣看法与读卷官不一致时，会更改读卷官所拟排名。
除考生答策质量的好坏外，鼎甲排名的确定，还受到皇帝个人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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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的影响
皇帝在确定殿试甲次时，有时也掺杂着政治考量，甚至会为了朝堂的稳固，违背本心取士。
如万历五年（1577）殿试，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应试。读卷官进呈试卷时，拟将宋希尧选为第一，张嗣修则位列二甲第二。拆卷后，神宗亲擢置嗣修为榜眼，转降宋希尧为二甲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