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腥与奢靡的鬼神世界走向世俗化的礼仪之邦( 二 ) 一、商周之变在中国的历史上

其次，随着殷商遗址的考古挖掘，更是直接呈现出了人牲献祭的血腥和残暴。在这些开挖出来的殷商遗址里面，人骨成各种姿态，有身首异处，也有双手被缚，或一手反折背后，还有两手上举过头。挖出来的青铜鼎中，甚至还盛放者被献祭人的头颅。更有甚者，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未成年人，准确的说是有大量的幼童和婴儿。也就是说，殷商献祭，连稚嫩的幼童和婴儿都不会放过。在这里列举两个考古的具体案例：殷墟侯家庄东王陵区共发掘出人牲祭祀坑927个，用人牲3455个。紫荆山制骨器作坊出土的1000余骨料中有一半一上是人骨[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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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人牲有两个问题：第一，献祭需要大量的人牲，人牲从何而来？第二，商人献祭，为何一定要大量用人牲？
第一个问题学者们早就给出了答案，人牲来自羌人和夷人。殷商王朝地处中原，对于西部的异族，商人称之为“羌” ，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不过这只是一个泛称， “羌”人包含着西部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西周国，在殷商王朝的眼中，也是“羌”的一员。在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献祭者的一大半。他们是“人牲”的主力军。至于“夷人” ，乃是地处山东地区的众部落，因为在殷商王朝东边，故称“东夷” 。甲骨文中的“夷”字乃一身材魁梧的大汉腰部佩带一张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 ”可见，东夷地区地势平坦、东夷人身材高大而且善于使用弓箭。东夷人也是人牲的一部分，但是其数量远小于羌人，原因在于东夷一直并未完全臣服于殷商王朝，故而才有殷商对东夷的武力征讨。既然人牲大多数来自于类似西周国这样的羌部落，故而西周国和众多羌部落、东夷部落一直受着殷商王朝的血腥盘剥。他们的生命在殷商王朝看来，同献祭的牛和羊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遭受的各种被献祭的死法，在殷商看来也习以为常，和杀一只鸡和猪也没有任何不同。复仇和激愤的种子，早已经种下，只等有人振臂一呼。
至于第二个问题，何努先生的《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起源与兴衰的背景谈——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恐怖主义策略比较分析》一文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诠释。文章中写到：“商汤灭夏后，尽收有夏之地，新建立起来的商王朝控制着辽阔的疆域。从典型的二里岗文化遗址分布范围来看，商代早期商王朝统治着西起陕西关中、东到鲁西、北至河北藁城、南及湖北江陵的大片疆域。然而商人在短期内迅速完成了从部落社会到国家社会的飞跃，并且夺取了庞大的王国政权，但实际上他们缺乏成熟的政治统治手段和经验，迫使商王们自然轻车熟驾地选择军事征服与恐怖主义为主要国策，压服被统治的人们。 ”“商汤在中原的政治舞台刚一粉墨登场，便充分展露出商族的侵略性和恐怖主义的个性。《孟子》说‘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在征葛伯时以及灭夏桀的《汤誓》中，商汤张口闭口就是一副‘不听我话便杀无赦’的恫吓口气。 ”说到底，面对这块广阔的疆域，殷商王朝并未找到合理的管理与治理办法，统治者并未建立起强大的统治自信心。在面对不断壮大的西羌、东夷和其他部落时，殷商王朝采用了最简单、最粗暴的恐怖主义形式，以期望通过这种血腥的仪式来恫吓其他部落从而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再结合殷商故有的献祭传统，在商人的鬼神世界观里，商人也确实相信通过这种血腥仪式，让祖先和神灵享用了人牲祭品，祖先和神灵就一定能保证他们继续掌控对人牲部落的控制。因为祖先和神灵在拥有过这种祭品之后，也将还想继续拥有。
西周王朝建立后，保留了献祭，他们同样对祖先和神灵十分尊重，但是摒弃了“人牲” 。周王朝之所以抛弃“人牲”制度，一方面因为自己是长期的受害者，另一方是周王朝找到了更好的解决办法。相对于殷商王朝松散的部落联盟和部落纳贡体系，周王朝发明了以血亲和宗法为纽带的封建体制。再配合具体到每个城邦的“国野制度” ，周王朝建立起了完整的总分管理体制。与此同时，周公旦还精心打造了一套精神层面的“礼法制度” ，称之为“周礼” 。周礼通过规定礼节，以期望让人们学会忠君爱国，尊老爱幼，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周公期待通过周礼，打造一个和善而有规则的社会。封建制度，国野制度与礼法制度，形成了周王朝治理天下的三驾马车，充分彰显了周王朝统治天下的自信心，彻底抛弃了以“人牲”为代表的血腥恐怖主义治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