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珺童话】北洋舰船为何去长崎油修？( 九 ) ：【简珺童话】北洋舰船为何

12 ，马先生说：“就算日人上舰果然一无所获，也不等于制造机会让日人上舰者没有愚笨误国之失。抢劫银行，却拿不到钱，并不等于无罪，这道理是一样的。 ”[89]抢劫未遂当然是犯罪，这毫无错误。但需要请教马先生的是，抢劫者抢到了钱，被抢劫的银行难道能够因为开办银行（“制造机会”）而有罪吗？储户会因为到银行存款（“制造机会”）而有罪吗？
13 ，对于“孙先生所提出的友善问题” ，马先生在“敬答”中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友善程度是比较性的，如果要求达到‘极友善’的境界才足信赖，恐怕遍查人类历史也找不到几个大家公认的例子。 ”[90]其实， “友善问题”是马先生提出来的， “极友善”这个标准也是马先生在“新探”一文中制定的：“舰只进入外国船坞维修，一切明露，连舰底都展示出来，还有什么秘密可言！除非是极友善，经常互通军秘的国家（如19世纪末期以来的英美），此类事之应尽量避免，不待细表。 ”[91]恳请马先生行文前先把自己的论文读清楚再来批评，否则未阅过马先生大作原文的读者，会以为孙先生又发明了一个什么“糊涂得不值一笑”的错误了。
七、简短的结语
“分析问题只管看中国的情形，而不顾忌国际层面”[92] ，错；反之，亦错。从世界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是必要的（这个世界当然包括了中国），但忽略从中国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也是不正确的，对某个中国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更不能脱离中国的当时国情，若不从中国当时的现实出发，不会有正确的结论。这是我和马幼垣先生观点分歧所在，也是展开讨论的意义之所在。
李鸿章自非完人，高位盛名之下，更难免会被人说东道西，但他毕竟属于“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一类。北洋海军的诞生和发展，几乎完全靠李鸿章一个人独自的持续十几年的不断努力[93] 。李鸿章所面对的任务，不仅是事务性的重重困难，还要抵挡来自各方顽固守旧势力的责难和制肘。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处处充满了官僚主义的陋习，地方保护势力的切割和派系的明争暗斗，李鸿章遭遇的是常人特别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总之，晚清政治环境的恶劣，工业、科技、人才、财政等等方面，实在不具备支撑一支近代海军的条件（马先生对此大惑不解，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中国的国营机构却满足不了自己海军的眼前需要”而日本的私营业体却能[94]）。在这种环境下，评价李鸿章，不应理想化、而应从当时国际国内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丁汝昌诸人。
治史者主观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影响到其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区分在于故意还是不自觉为之。若故意为之，即马先生所谓“随意加入情绪”[95] ，则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曲解史料和先入为主地预设前提。历史研究既是存疑责难的工作，也强调理解之同情，区别仅在于寻觅真相还是故意攻击逝人。马先生显然是要将我打入所谓的“护李拥丁”者流，无论褒贬我皆不能接受。我早已声明过：“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任何预设前提、曲解史料的行为和无根之论，都是我坚决反对的。
马先生认为李鸿章、丁汝昌们愚笨之极，我也以为李、丁的确“愚” ，但他们之“愚”在愚忠。长期以来，李鸿章被人描绘成大卖国贼，这在一个时期成为学界根深蒂固的共识。其实，李鸿章何来卖国的理由，他真的不过是满清王朝的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李鸿章、丁汝昌们苦心竭力地扶持的，是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们是陈胜、吴广，人人都是革命家，都如李逵般地随时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马先生对此最为熟悉），不现实也无可能。这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不在我和马先生讨论的范围，故简而言之。但若不站在这样的生存环境，去理解李鸿章、丁汝昌的浮沉，去理解北洋海军的生灭，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
以今天人的眼光看，李鸿章、丁汝昌们的一些行为的确费解（如他们不懂英文，买错舰，不会造坞，等等），甚至可谓之为“笨” ，尤其与今天的某些教授比，更是“笨”到透顶。但在当时，他们是拔萃者、佼佼者，他们在国内战争中，都曾有过辉煌，但面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压逼，则无不左支右绌，这显然已经不是他们个人品德和能力的问题了。我们看古人逝者，需要心平气和地看，一激动（即马先生之所谓“随意加入情绪”）便会丧失理智的思考和判断。在晚清那个黑暗的社会环境、政治背景下，即使伊东佑亨、东乡平八郎来干北洋海军提督，他们能有作为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恐怕连生存的机会都不会有。请马先生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吧，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政权呀！看不到路途的崎岖坎坷、气候环境的恶劣复杂，却一味指责跋涉者走得踉跄，这不是治史者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