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明朝如何治理少数民族？统治者：武力威慑无意义，可加强儒学教育中年|统治者|武力

序言：在中国封建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的百姓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百姓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所以，如何有效治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也就成了很多封建统治者所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明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政权，显然亦是如此。但是面对因文化差异而频繁引起的少数民族起义活动，单纯的武力威慑已然失去了意义，故而，在权衡利弊之下，明朝统治者决定加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儒学教育水平，借以达到“开教化”，增强少数民族百姓民族认同感的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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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少数民族暴动起义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少数民族暴动起义频繁
就像桂萼曾在《论广西峒蛮事宜疏》中所说的，“蛮贼纷起，或数十人，或百余人，窃伏道路，拦截江船，掩劫村堡，杀夺掳掠，以为常事”。
大家可以注意下“以为常事”这个词，顾名思义，就是已经到了一种极为频繁的程度，几十上百人就能发起一场“少数民族起义”活动。
这也就意味着在明朝时期，少数民族起义活动实则有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事先的预谋和规划定然也是极为简陋，很有可能只是几十个人凑在一起，然后一拍即合，就发动了起义。
除此以外，相信大家从上文中所描述的这些“起义军”的行为中也能看出，他们起义的目的实则也不是为了推翻明朝，毕竟就只有几十上百人，又如何能抵得过明朝那数十万大军呢？究其本质，反而更像是一场以“烧杀抢掠”为目的的“暴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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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少数民族起义示意画像插图
而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二》中，亦是有着“瑶贼千百余起，数万余众，大肆剽掠，烧劫县治”的相关记载。
同样是几百个人、或者上千人就能发动起义，而且也不乏一些数万人的起义，但是其目的却同样是“烧杀劫掠”，虽然凭借着数万人的声势，或许能对明朝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但是单凭“掠夺”就想推翻明朝的统治，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首先在“民心”这块就过不去。那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少数民族起义活动如此频繁呢？显然不可能是单纯的为了“掠夺”，毕竟跟所要承担的风险明显不成正比，可若是为了推翻明朝，未免又过于草率，跟明朝兵力也不成正比。
究其原因，也就只剩下了“教育水平低下”这一点。从而导致当时的少数民族百姓心中几乎就没有“礼、法”的明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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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南将军廖永忠示意画像插图
明初少数民族教育水平低下
正如史书所说，“蛮夷之人性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俨然受“教育水平低下”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了一副“教化未开”的模样。——《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
想要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用武力震慑，“以暴制暴”，从而达到镇压“起义暴动”的目的，明初时期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诸如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派“征南将军廖永忠下广西”，欲借助武力来威慑广西少数民族。——《明史·广西土司二》
可问题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去大多都“山谷巉岩，鸟道险巇，遥连各路诸峒”，这些“起义军”也多会凭借地势而战，神出鬼没，让明朝军队防不胜防，反而造成了大量伤亡。——《方舆汇编·职方典》
甚至还曾有人提出利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所耕之田，尽在山外”的地理劣势，然后派“大军四面分守”，借以取得掐断其粮草供给，任其自生自灭的平叛方法。——《明宪宗实录·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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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但如此一来，少数民族都被困死了，那明朝还治理谁去，显然是失去了“治理少数民族”的实质性意义，换言之，在面对“少数民族起义”的问题上，单纯的武力震慑实则没有任何的意义，只会徒增伤亡，得不偿失。
明太祖朱元璋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提出了一个“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的解决方案，即是要对症下药，既然少数民族百姓因教育水平低下的原因而处于一种“教化未开”的状态，那就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不就好了吗。
继而通过儒家思想的宣扬来达到“开教化”的效果，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素养，使其能逐渐融入到中原地区的文化体系当中，那么平定“少数民族”起义自然不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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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示意画像插图
儒家思想提倡德政、礼治
毕竟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德政、礼治，讲究的就是一个“以礼服人”，所以其教育体系的核心一般都是以“六德”，“六行”、以及“六艺”为主。
所谓“六德”，即是智、信、圣、仁、义、忠等六种传统美德。“六行”所指，即是孝、友、睦、姻、任，恤等六种善意行为。至于“六艺”，则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能力。儒学教育也正是基于这些，在历经时代变迁以后，截至明朝时期，已经形成了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化教育体系。分页标题
虽然其核心处处都流露出封建时期的中原地区特有的价值观、行为习惯、以及规章制度等文化素养，但是其自先秦时期由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创立以来，所能起到的让人“知书明理”，“以礼服人”的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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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示意画像插图
再加上自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董仲舒”进一步完善“儒家学说”，让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以后，“儒家思想”也俨然已经成了后世统治者代代相沿的统治思想。明朝也不外如是。——《武帝纪赞》
虽然其本质实则是“阳儒阴法”，依旧有法家思想所主张的“以法治国”的影子，但不管怎么说，终归还是以儒家思想所主张的“德政”为主。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强少数民族的儒学教育之后，一方面能起到“开教化”的效果，减轻文化差异，让少数民族百姓逐渐融入到中原地区的文化体系里面，另一方面也势必能跟明朝统治思想达到最大化的契合。
从而更加利于明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治理，进一步加快建设统一多民族政权的进程，所能获得的成效，显然不是单纯的武力震慑所能比的，这也就足以证明明朝加强少数民居聚居区儒学教育的举措，属实有着推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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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教育示意画像插图
明朝加强少数民族儒学教育水平
就好比《明史·广西土司二》上面的记载，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广西土司思恩府“设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明史·广西土司二》
而按照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中原地区所制定下的“府设教授，州设学政，县设教育，各一。具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标准来看。——《明史·选举一》
显然明朝对少数民族以及中原地区的百姓都是一视同仁，该什么标准就什么标准，并没有因明朝少数民族教育水平低下而提出什么区别对待的举措。
虽然这般“一视同仁”的举措在短期内可能取得的效果不会多么显著，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提升速度也会比较缓慢。毕竟明朝少数民族本身的教育水平相对中原地区而言就比较低下，所以在受众程度上难免就会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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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书院示意插图
但若是放长远来看，明朝将少数民族百姓放在了跟中原百姓同等地位上的举措，无疑能够在潜移默化间消除中原百姓对当时少数民族百姓的歧视心理。对提升少数民族百姓民族认同意识等方面属实是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存在的。
这点其实也可以从侧面表明明太祖朱元璋想将明朝建立成“统一多民族政权”的决心。
而且，据曾任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系史教研室主任的“赵纯心”先生所统计的结果来看，有明一代，光是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所设立的官办学校，就已然是达到了69所之多，虽然不及清朝时期的81所，但是相对于宋元时期三十余所的数据来看，显然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广西教育史·从汉代到清末》
这还只是官办学校，有明一代，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由地方富商或者学者自行筹建的“私学体系”书院更是达到了70所之多，远超宋元时期的书院数量。——《广西教育史·从汉代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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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宗朱佑樘示意画像插图
其它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也不外如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弘治五年（1492 年），明孝宗朱佑樘还曾明文要求少数民族“土司”袭职后首先得“习礼三月”，然后才能“回任管事”。——《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继而到了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孝宗朱佑樘又进一步立下了应袭子弟“悉令入学”，“如不入学者，不准袭承”的规章制度，俨然是把“儒学教育”当成了“土司自治”的“必修课”。亦是对“儒学教育”在少数民居聚居区的普及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八》
如此一来，在儒学教育的全面普及之下，少数民族的百姓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自然也就有了显著的提高，那么少数民族百姓提升民族认同感，逐渐融入到中原文化体系的那一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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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军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
简而言之，明朝统治者在治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之后，才最终决定凭借加强儒学教育的方式来治理。
早先所采用的，就是前文所说的“武力威慑”，即在少数民族出现起义暴动之时，派大军前去用武力镇压，不过此举固然对镇压少数民族的暴动起义十分有效。
但问题却在于镇压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然而“治理”的目的实现了吗？并没有，而当时的少数民族百姓却“难以文治”，想要和平治理还真不是那么容易，毕竟各方面的文化差异就摆在那里，风土人情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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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著名思想家王守仁示意画像插图
这也就意味着明朝统治者若要治理好少数民族，单纯的“武力威慑”已然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那么怎么办呢？正如明朝著名思想家“王守仁”所说，“凡乱之起，由学不明，人失其心，肆恶纵情：遂相侵暴，荐成叛逆，中土且然，百况夷狄？”——《敷文书院记》
想要解决问题，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少数民族暴乱的原因，在于其心中没有“礼、法”的明确概念，那么也就是需要提升少数民族百姓的文化素养，而明朝推行的思想统治体系又是“阳儒阴法”统治学说，以儒家学说为主。
故而为了实现明朝建立统一多民族政权的诉求，自然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儒学教育”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也就成了明朝统治者最佳的选择。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既然在明初就已经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儒学教育体系，那为何明朝中后期少数民族起义的活动却依旧屡禁不止，诸如大藤峡起义、府江起义、八寨起义等等，动辄就是持续数十年的斗争，情况不可谓不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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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萼示意画像插图
但这种情况，其实跟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儒学教育之时的情况还不一样，就像明朝大臣桂萼所说的，“洪武、永乐间......相继为治，......地方以宁”，还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处于相对稳定期的。——《论广西峒蛮事宜疏》
只不过由于后世政策政令的变化，以及官吏的腐败，又激发起了少数民族百姓的不满，故而才再次出现了“少数民族起义”事件，继而更是自立农民政权，目的极为明确，就是为了推翻明朝而起义。跟前者以“烧杀劫掠”为目的的暴动起义完全就是两个性质。
如此一来，自然不是单凭加强“儒学教育”就能解决得了的，所以大可不必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否则既然没有效果，那清朝为何又要继续延续且加强明朝的这一套“加强儒学教育”举措呢？
所以，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明朝统治者为治理少数民族而采用的“加强儒学教育”的举措，属实对明朝治理少数民族、提升少数民族百姓的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建设统一多民族政权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儒学|明朝如何治理少数民族？统治者：武力威慑无意义，可加强儒学教育】【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