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先锋文学袭来的前夜，苏童和余华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_本文原题：先锋文学袭来的前夜，苏童和余华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 40年·星辰回响
1981年4月，《文学报》正式创刊，近四十年文学历程，犹如一条宽阔河流，源远流长。顺着水流的方向，是崇峻向坦荡宏阔，是湍急向幽深丰厚。这也是一片辽远星空，今天的文坛名家们，曾经是与现在“90后”新人一般的年龄，如一颗颗初升的新星，以新锐身姿，并入星轨，璀璨交辉，许许多多的第一篇访谈、第一篇创作谈、第一篇评论之声留在了《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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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号
明年4月，创刊四十周年，我们从此刻回望并聆听文学与作家们初升时的声音，那里有经典性背后隐藏的质地、品格和精神成长。正是这些声音相互激荡、回响，不断阐释和生发，从而形塑文学当下。
我们将陆续为大家带来这组专题文章“ 40年 ·星辰回响 ” ，和年轻时的作家们相遇对话。
今天带来作家苏童和余华谈论自己的成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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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年纪念海报“星辰版” 设计 / Cincel
苏童
妻妾成群的写作过程
刊于1996年1月4日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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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在独居的阁楼上开始了《妻妾成群》的写作，这个故事盘桓于我想象中已经很久。
“四太太颂莲被抬进陈家花园时候是十九岁……” ，当我最后确定用这个长句作小说开头时，我的这篇小说的叙述风格和故事类型也几乎确定下来了。对于我来说，这样普通的白描式的语言竟然成为一次挑战，真的是挑战，因为我以前从来未想过小说的开头会是这种古老平板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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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改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1991)
激起我创作欲望的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古老的故事。妻、妾、成、群，这个篇名来源于一个朋友诗作的某一句，它恰如其份地概括了我头脑中那个模糊而跳跃的故事，因此我一改从前为篇名反复斟酌的习惯，直接把它写在了第一页稿纸上。
或许这是一次吉祥的符咒，正如我的愿望一样，小说的进程也异常顺利。
新嫁为妾的小女子颂莲进了陈家以后怎么办？一篇小说假如可以提出这种问题也就意味着某种通俗的小说通道可以自由穿梭。我自由穿梭，并且生平第一次发现了白描式的古典小说风格的种种妙不可言之处。自然了，松弛了，那么大大咧咧搔首弄姿一步三叹左顾右盼的写作方法。
《妻妾成群》这样的故事必须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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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春天以后窗外的世界开始动荡，我的小说写了一大半后锁在了抽屉里，后来夏天过去秋天来了，我看见窗外的树木开始落叶，便想起我有一篇小说应该把它写完。
于是颂莲再次出现在秋天的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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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写的东西也更加清晰起来。我不想讲一个人人皆知的一夫多妻的故事。一夫四妻的封建家庭结构正好可以移植为小说的结构，颂莲是一条新上的梁柱，还散发着新鲜木材的气息，却也是最容易断裂的。分页标题
我不期望在小说中再现陈家花园的生活，只是被想象中的某些声音所打动，颂莲们在雪地里蹑足走动，在黑屋里掩面呜咽。不能大步走路是一种痛苦，不能放声悲哭是更大的痛苦，颂莲们惧怕井台，惧怕死亡，但这恰恰是我们的广泛而深切的痛苦。
痛苦中的四个女人，在痛苦中一齐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像四棵枯萎的紫藤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为了争夺她们的泥土和空气。
痛苦常常酿成悲剧，就象颂莲的悲剧一样。
事实上一篇小说不可能讲好两个故事，但一篇小说往往被读解成好几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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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妻妾成群》，许多读者把它读成一个“旧时代女性故事”或者“一夫多妻的故事” ，但假如仅仅是这样，我绝不会对这篇小说感到满意的。
是不是把它理解成一个关于“痛苦和恐惧”的故事呢？
假如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那我对这篇小说就满意多了。
余华
就像生命的开始……
——我为何喜欢《十八岁出门远行》
刊于1996年1月18日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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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只有五千字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北京文学》1987年第一期上，距离今天已经有整整九年了，可是我仍然记得小说开始时的那一段：“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
在后来的这些年里，每当有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几篇作品时，我都是脱口而出：《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我首先提到的一定是《十八岁出门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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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先锋文学袭来的前夜，苏童和余华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 40年·星辰回响】■作家出版社1989年
从我个人来说，《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重要性就像生命的开始一样。在这部作品写作的过程里，我体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就像我后来在《虚伪的作品》里所写到的：“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当有一天某个人说他在夜间看到书桌在屋内走动时，这样的说法便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
在《虚伪的作品》里，我还这样写道：“生活事实上是真假杂乱和鱼目混珠……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
当然，这都是两年以后回顾自己的写作时所说的话。在当时，也就是1986年，我在浙江海盐那间临河的寓所里写作这篇小说时，可以说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只是想写出一个短篇小说来，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动身去北京，参加1986年的《北京文学》笔会。我记得那是在下午，河面上轮船的汽笛声，还有前面街道上汽车的马达声充斥了我的房间，我在一片喧闹之中写着小说，到了天黑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自己写出了一篇全新的小说，它与我以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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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 1993年，肖全 / 摄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否有过不安，毕竟我写出了一篇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小说来，严格说我对这篇小说能否发表没有把握，它和当时的文学时尚毫无关系。但是我确实高兴了，我的高兴并不是因为意识到这部作品有多少了不起。我高兴是因为这篇小说写得十分顺手，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在此之前我的写作总是很艰难，另一方面我确实发现自己作品中语言的魅力，我突然感到自己的语言有了飞跃般的进步，还有叙述上的得心应手，整部作品显得生机勃勃。分页标题
事实上这次写作上的突然变化，并不是无中生有，它有着很扎实的准备，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后的一系列作品证明了这一点。这篇小说最重要的是让我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叙述，也就是说我找到了“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虚伪的作品》）” ，我解决了表达上的困难。在此之前我十分苦恼，我想写的总是写不出来，我在词不达意之中长途跋涉，风尘仆仆毫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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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要感谢卡夫卡，也就是在写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前两、三个月，我阅读到了他的作品，我对他《乡村医生》中的那匹马非常喜欢，那匹马说来就来，说没有就没有了，卡夫卡在叙述上的任性让我吃了一惊，随后我开始明白了，一个作家没有必要去遵循日常生活死板的合理性，一部作品的真实与否并不是一个人走出门就必须踩在街道上。
卡夫卡解放了我，给了我写作上的自由。
1986年11月，我带着《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初稿来到北京，在一家小饭店的某一间屋子里，我把它修改完成。然后在一个中午，我所尊敬的前辈作家李陀走进我的房间，他用兴奋的语气告诉我，他非常喜欢《十八岁出门远行》，并且说我已经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前面了。他的赞扬对当时的我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他的肯定，我不知道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后，是否还会写出《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作品？起码在信心上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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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到刊物把它重新读了一遍之后，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我们可能要面对一种新型的作家以及我们不很熟悉的写作……
几年以后，李陀在他的《雪崩何处》这样写道：“我很难忘记第一次阅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时的种种感受……由于我当时正沉浸在1985年新潮小说胜利进军的喜悦里，从韩少功、张承志、阿城、马原、莫言等人的小说中所获得的阅读经验不仅使我激动不已，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活跃的因素进入我的‘前理解’ ，从而建制了我的阅读，然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阅读却一下子使我‘乱了套’——伴随着那种从直觉中获得的艺术鉴赏的喜悦的是一种惶惑：我该怎样理解这个作品，或者我该怎样读它……当我拿到刊物把它重新读了一遍之后，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我们可能要面对一种新型的作家以及我们不很熟悉的写作……”
配图：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