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文学是一束光，在何顿和竹林的生命里反复激荡

_本文原题：文学是一束光，在何顿和竹林的生命里反复激荡 | 40年·星辰回响
今天带来作家何顿和竹林谈自己的成名作。
何顿
对文学情有独钟
刊于 1996.2.15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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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束光，它不是本身就可以闪亮的发光体，而是一束看不见但能体会的圣光，一些青年就凭着自己的勇气向这束圣光迈去，就仿佛佛教徒充满虔诚又历尽千辛万苦地向佛教的圣地旅行一样。飞蛾扑火是一句成语，意思是自取灭亡。但从另一角度你却会佩服飞蛾的勇敢。我就是一只飞蛾，扑向文学这束圣光。从宇宙大爆炸诞生时间和空间起，地球的存在至今已有两百亿年了，也许还将存在二百亿年下去，人的一生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只是可怜的一瞬——这是我们对生命和宇宙存在进行认识的结果。但是很多人都想在这一瞬里把自己干得辉煌，还有的人想在这一瞬间里留下一首美好的诗，抑或遗下一幅美丽的图画，尽管这种留下也是短暂的，还可以说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思想，但还是有人这样做。因为这是一种理想和心愿，谁都在为自己的心愿而活着，我相信我就是在为自己的心愿而活着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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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何顿小说《我们像葵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文学报|文学是一束光，在何顿和竹林的生命里反复激荡 | 40年·星辰回响】既然围棋、象棋、足球和音乐、绘画可以迷恋很多人，自然文学也可以同样迷恋很多人。我曾经在一些报纸上看到某人感叹自己错爱了文学，为自己前几十年去写文学作品而后悔不迭。这在我看来他是没有写出一部好作品而痛悔自己冤里冤枉地活了几十年。试想想托尔斯泰会后悔吗？巴尔扎克会后悔吗？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一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会后悔吗？
一个作家到老了来否定自己的历史，我想那是因为他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的好作品。所以如此看来，文学又是相当残酷的，时间是可以很好地把你替换掉的，你写的作品甚至还不要十年就被人遗忘了。这是因为不断有新的作家涌现，而人们大多只关心眼下的生活，自然也只留意当下的文学作品。除非你成了大师，写出了不朽的作品，否则新的作家会马上取代你的文学地位。但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不会为自己对文学情有独钟而后悔。我从文学青年变成今天被文坛注意的青年作家，把在大学里学美术时爱上文学的那两年划掉，也有十二年的文学历程了，这中间动摇过，也想过干别的，但最终还是在文学的道路上走着。文学是一块土壤，这块土壤是可以很好地耕耘的。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让你去观察去表述，而文学就是让你去表述你的人生观察的。既然有人当然就有文学作品存在。试想想假如这个世界没有文学艺术，那就不等于这个世界没有色彩和花朵存在？那不是很可怕吗？只要你写出了好作品，我想是一定有人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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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无罪》1995年版
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朋友非常热心地问我，我的成名作是哪一篇。我想我的成名作应该是《生活无罪》吧，之前我也发过六七个中短篇小说，但没引起人注意。然而我没有泄气，我想只要我用心去写，写自己感受到的生活，迟早会引起读者注意。
《生活无罪》是在搞装修的间隙中写的，那时候我一心二用，一边搞文学，一边搞点装修解决自己的温饱。我当时想我要写一部贴近生活的小说，发不发表是其次，主要是写好它。后来《生活无罪》写完了，我拿给当时已在全国名气很大的小说家何立伟看，何立伟说这是一部好小说，于是就开始了它的旅行，从东到北，从北到南，历时两年多，最后在《收获》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上刊发了，而我完成它是一九九〇年十月。那年我在《上每文学》第九期和《收获》第六期上相继又发表了《我不想事》和《弟弟你好》，这引起了评论家陈晓明、张颐武、王干、邹平等等的注意，他们撰写的文章从各个渠道反馈到我耳朵里，让我非常吃惊而且高兴，于是觉得自己可以写，于是就再写，当然文坛上就有了今天的何顿。很多年前，我十分好胜地想，达摩缄口无语地面壁十年，这可真是一种令我辈钦佩得五体投地的精神。那么我只要用达摩的一半精神干十年文学，也应该会有一点回报什么的，我这么想于是就这么干，就这么简单。有时候想想大师们走过的路，心里就好比有一股暖流在流淌一样，很能温暖人和给人士气。我想。分页标题
竹林
生活和心灵的写照——我写《生活的路》
刊于 1997.10.30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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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创作道路，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促成的。 “一片红”的上山下乡运动把我抛向安徽省有名的穷地方——凤阳。在那里，我经历了广大老三届知青所经历的一切。再加上我还缺少一般知青那样的家庭的支援，也没有任何关系网可依靠。
于是，艰难的人生道路只好靠自己去闯。当然，想被招工，想被推荐上大学；不光想过，还努力去争取过，然而这些都必然地落空了。失望使我设法寻找平衡与慰藉，否则就是绝望。于是，我投入了写作。因为只有它才不需人帮助、不靠关系，也不要本钱，又可使你全身心地投人。但是我不知道写什么和怎样写，我就悄悄地把我在锄地、担土、推小车时的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这些东西虽然没有章法，甚至有点幼稚可笑，然而它们是我真实的生活和心灵的写照。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按政策回城了，并有幸在一家儿童出版社当了编辑。于是我又将这些东西拿出来整理加工，搞成了一部长篇。这就是《生活的路》。这部书稿从上海到北京，周游了四五家出版社，最后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而且意外地被当时该社的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孟伟哉同志肯定了，我还记得老孟在读完书稿后批在稿子边上的字：“这部书稿，我从下午读到深夜两点，掉了几次眼泪。我相信，它出版后一定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全国上千万知识青年会支持你，他们的家长也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你是大有可为的青年，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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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路》1979年版
当时正是1978年初， “四人帮”刚粉碎， “左”的思想无法一下子清除，我被扣上了“白专道路”等几顶帽子。在单位里受到了批判。与此同时，他们的影响力也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部稿子既然遭到了政治上的非议，当然它的出版程序就被搁下来了。然而，命运常常是会同人开玩笑的。正在此时，我突然接到了人文社的一份通知，要我在去北京参加一个作者座谈会。
到了北京，更使我大吃一惊。这次名叫“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的会议，几乎当时全国文艺界的高层领导都参加了。而更令我吃惊的是，茅盾先生在大会上直接肯定了这部长篇，而且点名要我上台去说几句话，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弄懵了——我无法从深重的心理压力中摆脱出来，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作出判断，并转换自己的角色。我一直呆呆地愣在座位上，任周围的同志推我拉我，我仍然迈不开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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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9日人民文学那次座谈会闭会时的合照
茅盾先生（前排左六）坐在前排正中，他的右边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竹林（二排左八）微笑着站在他的右后。
直到十几年以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女巫》的讨论会上听了当时该社的副社长李曙光同志的发言，我才认识到，这次与当时中央开始思想解放运动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几乎同时召开的座谈会的真正意义——它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炸响了第一声春雷。
接着，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同志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批驳了那些攻击《生活的路》的观点，支持和肯定了这部作品。而我的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道门槛，也终于跨了过去——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终于出版了。尽管作品还很稚嫩，但我的心里感到了充实和莫大的安慰；因为我自觉我在作品中讲的是真话，而且也为广大知青同胞发出了心中蓄积已久的第一声呐喊。分页标题
现在，事隔近二十年再来絮叨这一切，并不是我要和谁“秋后算帐” ，我只是想让自己的这些真实的经历能给现在刚走上文学道路的年轻人一些有益的启示。记得在我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当时同办公室的一位同事、也是文艺界的一位前辈，为了鼓励和安慰我，曾语重心地长地对我说：“小王，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每个人都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你将被人看不起，说你是好高鹜远。第二阶段，当你有了初步的成绩以后，就会有人妒嫉、排挤、打击你。这时可千万要顶住。第三阶段，你终于成功了。这时你可千万要谦虚谨慎，还要宽容。 ”我牢记了这位前辈的话，不敢一日或忘。我想，这段话，对在生活的道路艰难地前进的人来说，也并非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