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原题为 从闻一多致游国恩信函看两位先生之交谊
原创 马庆洲 中华读书报
游国恩、闻一多两位先生同庚 ， 皆生于1899年 。 他们曾三度共事 ， 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探究中 ， 建立起深厚的君子之谊 。 闻先生现存书信215封 ， 集中收于《闻一多全集》第12卷 ， 其中致游国恩先生的有8封 。 这些信函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 ， 更见证了两位先生的友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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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左） ， 游国恩（右）
游国恩先生早年熟读经史及《文选》等传统经典 ， 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 。 1922年入北京大学后 ， 很快便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道路 。 大学二年级 ， 开始研究楚辞 ， 撰写了《楚辞的起源》 ， 并在《国学月报》1925年第2期上发表 。 随后又发表了论文《荀卿考》《陶潜年纪辨疑》及专著《楚辞概论》 ， 由此奠定了一生的学术走向 。 尤其是《楚辞概论》的出版 ， 使其一举成名 ， 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 。 1926年 ， 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 ， 将《楚辞概论》列入参考书目 ， 进一步提高了该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 这部被后人誉为“楚辞研究史上传统观点和现代方法之间的分水岭式的著作”（沈玉成、高路明：《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游国恩》 ， 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8年） ， 确立了游先生在楚辞研究领域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
1928年8月 ， 闻一多先生就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 延揽人才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 。 通过《楚辞概论》 ， 闻先生深知游先生在《楚辞》研究方面的实力 ， 便有意邀请他到武大任教 。 从他们的求学时间及经历来看 ， 二人之前并没有交集 ， 原本不相识 。 但是 ，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 那就是胡适之 。 胡适先生1917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 ， 是校内风云人物 ， 是年轻学子敬慕的导师 ， 时在北大读书的游国恩 ， 曾登门请教 。 胡适在1923年12月12日曾记“陆侃如与游国恩来谈”（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 ， 第4册 ， 联经出版社 ， 2004年） 。 正是通过胡适 ， 闻一多联系到游国恩 ， 聘请他出任武大教职（此据游宝谅女士讲述） 。 1929年8月 ， 游国恩先生到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 ， 讲授《楚辞》和中国文学史 。 据现有资料 ， 这是闻、游二先生订交之始 。
1930年6月 ， 由于人事等方面的原因 ， 闻一多先生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 。 “离开武大之后 ， 暂时住在家里 ， 没有做事 。 常和武大同人游国恩先生通信”（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 ， 见《闻一多全集》 ， 第12卷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1993年） 。 其时 ， 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9月 ， 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 1958年秋 ， 迁至济南）即将完成筹备工作 ， 经蔡元培先生推荐 ， 1930年5月 ， 杨振声被任命为校长 。 杨振声效法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 提倡科学民主、学术自由 ， 并打破门户之见 ， 选贤任能 。 他亲赴上海 ， 延揽人才 ， 面请闻一多和梁实秋到青岛任教 。 梁实秋有《忆杨今甫》一文 ， 生动地回忆了杨振声游说他们二人的情景 。 8月 ， 闻先生携眷至青岛 。 9月 ， 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 ， 闻先生受聘为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 。 此时 ， 闻先生仍念念不忘在武汉大学的游先生 ， 向其发出邀请 。 游先生接受了邀请 ， 1931年 ， 到青岛大学任讲师 。 此外 ， 老舍、沈从文、丁山、洪深、方令孺、陈梦家、萧涤非等众多时彦 ， 也先后到校任教 。 小鱼山畔一时名家云集 ， 初步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学术声誉 。
在青岛 ， 两位先生再度共事 ， 并同住一座楼 。 闻住楼上 ， 游住楼下 ， 两人得以“早晚谈论《楚辞》《诗经》”（季镇淮：《闻一多先生年谱》） 。 1932年夏 ， 受学潮等影响 ， 闻先生离开青岛 ， 8月 ， 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 游先生则继续在青岛大学任教 ， 直至1936年 。分页标题#e#
在暌违之后的数年间 ， 两位先生的学术交流并未中断 ， 而时常书信往返 ， 讨论学术问题 ， 并互寄自己的文稿 。 可惜的 ， 现在能够看到就只有这区区八封 ， 而游先生的信 ， 则未见踪影（以下所引闻先生致游先生信 ， 均出自《闻一多全集》） 。
1933年夏 ， 游先生本有计划到北平看望闻先生 ， 闻先生接信后十分兴奋 ， 于7月2日回信说：“阔别经年 ， 屡承垂问 ， 私心感慰 ， 曷可言状 。 ……弟下年讲授《楚辞》 ， 故近来颇致力于此书 。 间有弋获 ， 而难疑处尤多 。 屡欲修书奉质 ， 苦于无着手处 。 今得悉大驾即将北来 ， 曷胜欣忭！惟盼将大著中有关《楚辞》之手稿尽量携带 ， 藉便拜诵 。 他无所需也 。 兄来平后 ， 当然下榻敝处 ， 有种种方便 ， 亦不待言 。 ”闻先生盼望与游先生相见 ， 共同探讨楚辞的心情 ， 跃然纸上 。 尤可注意的是 ， 闻先生信中希望游先生来京后住家中以便讨论 ， 更见二人关系之无间 。
遗憾的是 ， 由于京汉铁路中断 ， 游先生半路折回青岛 。 期盼中的闻先生在等待二十多天后 ， 于7月26日再次致函游先生云：“久候不来 ， 亦无消息 ， 望眼欲穿矣 。 平中日来凉爽 ， 宜游厂肆 ， 宜游北海 ， 啜茗长谈 。 何日命驾？仍盼早示 ， 勿孤负此大好天时也 。 ”再后来 ， 闻先生接游先生信 ， 知其已返青岛 ， 释念之余 ， 将刚读过的朱一栋《群书札记》中论《楚词》的十馀条 ， 一一抄出 ， 并告知游先生：“大著似未采及此书 ， 不知贵校有此书否？如一时不易觅得 ， 弟可代为录出寄上也 。 ”1933年11月2日 ， 在致游先生信中 ， 闻先生再次提到《群书札记》一书 ， 云：“《群书札记》论《骚》各条 ， 已着人迻录 ， 俟竣功后 ， 即当奉上 。 ”
楚辞和《诗经》 ， 是闻先生用力较多的两个领域 ， 也是与游先生交流最多的话题 。 1933年9月7日 ， 闻先生在致游先生信中说道：“近读《诗》《骚》 ， 好标新义 ， 然自惟学识肤浅 ， 时时惧其说之邻于妄 ， 不敢自信 ， 质之高明 ， 倘有以教我乎 。 ”古典文学研究 ， 尤其是楚辞研究 ， 之所以成为游、闻二先生通信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 这与闻先生的学术经历不无关系 。
闻先生留美时所修为美术专业 ， 1925年回国受聘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教职 ， 这是其一生服务教育的开始 。 在美专 ， 闻先生教授美术史 ， 并专心于新诗创作 ， 是“新月派”的中坚力量 。 闻先生真正转向古典文学的研究 ， 始于在武汉大学任教时 。 刘煊教授认为：“在当时人的印象里 ， 闻一多是一个新诗人 ， 而武汉大学当时有一种习惯势力 ， 认为中文系的教师会写新诗不算有学问 ， 要从清代的朴学那一套下手 ， 通了文字、音韵、训诂 ， 才算有学问 。 这种气氛 ， 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 闻一多也开始在这些方面下苦功夫 。 ”（刘煊：《闻一多评传》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83年）1929年8月 ， 游国恩先生到武汉大学任教 ， 就“曾建议先生也进行楚辞研究”（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 。
游、闻二先生探讨《楚辞》相互启发 ， 从他们的著作中也能得到证明 。 费振刚先生在《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一文中指出：“在闻一多先生《楚辞》研究著作中 ， 可以发现多处引用游国恩先生的说法 。 ”如在《天问释天》中说：“女歧即九子母 ， 本星名也 。 余友游国恩引《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以释此文 ， 最为特识 。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离骚解诂》中也有两处引用了游国恩先生的说法 。 以上游国恩先生的说法 ， 现在均可以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中找到 ， 但当时均未刊行 ， 所以闻一多先生要特别标出 。 ”（季镇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1988年）
可以说 ， 在闻一多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道路上 ， 游国恩先生是重要的同行者 ， 而其《楚辞》研究 ， 更与游先生等的建议和启发不无关系 。 闻先生在1942年出版的《楚辞校补·引言》中写道：“我应当感谢两位朋友：游泽承（国恩）和许骏斋（维遹）两先生 。 泽承最先启发我读《楚辞》 ， 骏斋最热心鼓励我校勘它 。 没有他们 ， 这本书是不会产生的 。 ”（《闻一多全集》）在1936年3月17日致游先生的信中 ， 闻先生也说道：“敦煌旧抄骞公《楚辞音》残卷 ， 内有郭景纯《楚辞注》数则 ， 并洪氏未引之释文一则 ， 诚希世宝笈也 。 近托人从巴黎觅得之影片已寄到 ， 拟为写一较详尽之跋文 。 嘱草方始 ， 奋兴至极 。 本意拟跋成后 ， 寄呈尊览 ， 不意手札亦到 ， 欣慰何似！弟与《楚辞》结不解缘矣 ， 亦与兄结不解缘矣 。 《楚辞》到 ， 兄函亦到 ， 此中殆有感应之理乎？斯亦奇矣！”分页标题#e#
1936年 ， 游国恩先生辞去山东大学教职 ， 接受武昌华中大学聘请 ， 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 1938年 ， 随学校迁至云南大理县喜洲镇 。 1942年 ， 应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邀请 ， 到昆明任联大及北大教授 。 在西南联大 ， 游先生与闻先生再度聚首共事 ， 交往更加密切 。 当时联大的几位文科教授 ， 经常轮流做东餐叙 ， 朱自清、浦江清等先生在日记中多有记录 。 闻先生所在的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学生的论文答辩等 ， 游先生也经常参加 ， 学术交流更为直接 。
闻先生致游先生的信 ， 不仅反映了他们学术上的交往 ， 也显示了他们笃厚的私谊 。 1938年6月15日 ， 闻一多致信三哥闻家骢 ， 告知“游国恩兄拟携眷迁黔” ， 途经长沙 ， 让其接家眷到长沙 ， 以便与游先生同行至贵阳 。 战火纷飞中 ， 闻先生将家眷托付游先生照顾 ， 足见其信任 。 从这封信中 ， 我们也可以推知 ， 从青岛分别 ， 直至1942年在昆明重新聚首 ， 这段时间内 ， 两位先生仍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 1936年3月17日 ， 闻一多致游国恩的信中也提到：“兄就华聘 ， 极好 。 敝校迟早将迁长沙 ， 湘鄂咫尺之遥 ， 良晤弥易 ， 思之不禁抃跃 。 ”从这封信的日期可以推知 ， 游先生应该是在第一时间就告知闻先生应聘华中大学之事 。
1946年6月 ， 闻一多先生在昆明遇害 。 时游先生已离开昆明 ， 正在北还途中 ， 从报上得知此消息 ， 游先生非常激愤 ， 当即打电报给还在昆明的长女游珏和女婿马汉麟 ， 要他们前去看望、安慰闻一多先生夫人 ， 并代表他参加闻先生的殡礼 。 闻先生是游珏与马汉麟的证婚人 。
游、闻两位先生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 除了共同的学术志向 ， 我个人认为 ， 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 ， 就是他们身上都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子 ， 对社会和国家都有深深的责任感 ， 因而心灵是相通的 。 他们虽生逢乱世 ， 但追求真理 ， 探究学问的意志始终没有改变 。 作为学者 ， 他们是以自己深厚的学养 ， 通过著书立说 ， 教书育人 ， 来报效社会的 。 只是 ， 由于个性的差异 ， 他们的生活道路及人生际遇各有不同 。
从外在上看 ， 两位先生的性格差别确实较大 。 闻先生才华外露 ， 热情似火 。 他多年的好友温德教授认为他“就是一包热情”（何兆武：《上学记》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6年） 。 而游先生 ， 则性情内敛 ， 立身厚重端方 ， 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 但是 ， 游先生又绝非不闻窗外之事的迂儒 ， 同样有满腔的爱国热忱 。 这一点 ， 两位先生表现形式各异 ， 但本质上并无区别 。 教学之外 ， 闻先生从书斋走向了社会 ， 从诗人、学者 ， 最后变为民主斗士 。 他是以自己似火的热情 ， 去影响着周围的学生及民众 ， 激发人们去追求光明 。 而游先生则更多地沉潜于学术 ， 以精深的学术成果 ， 回报社会 。
1945年3月间 ， 游先生应邀撰写《屈原》一书 ， 在《题记》中 ， 他夫子自道：“最后我有点感想 。 回忆十年前 ， 在一个岛上教书 ， 讲授《楚辞》 。 那时候正是日本加紧侵略华北的时候 。 平津不必说 ， 我就亲眼看见日本浪人捣毁胶海关 。 他们公开的偷运白银和白面 ， 种种不法行为 ， 闹得不成样子 。 我真的在替国家担忧 。 我那时讲《楚辞》 ， 的确是有意在做宣传工作 ， 宣传‘三户亡秦’的民族主义 。 ”（游国恩：《屈原》 ， 见《游国恩楚辞论著集》）在《导言》中 ， 游先生认为：“（屈原）他的死决非徒然 ， 而确有重于泰山 。 他的文章并非单在替自己喊冤叫屈 ， 而是在击起救亡的大鼓 ， 大声疾呼 ， 唤起国人的迷梦 ， 使他们一致奋起 ， 以拯救垂亡的宗国 。 ”（同上）游先生这些话 ， 虽然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 但也能真切地反映出他对国家民族强烈的使命感 。
抗战军兴 ， 播迁西南时 ， 游先生也时常牵挂时局 。 游宝谅说：“在喜洲四年 ， 正是日寇大举侵华 ， 大部分国土沦丧之时 ， 先生忧心国事 ， 经常写作旧诗 ， 将忧愤之情寄托于诗篇 。 ”（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学谱》 ， 见《游国恩楚辞论著集》）在大理时 ， 游国恩还留心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 ， 撰写了多篇关于西南民族的考察论文 ， 如《火把节考》《说洱海》等 。分页标题#e#
1944年暑假 ， 大理县欲以现代方法重修县志 ， 游国恩、罗常培、郑天挺等先生受聘参加 ， 并于当年七八月间赴大理实地考察 。 游先生负责宗教、人物、名胜等方面的修纂 ， 利用有关资料 ， 他写下了《白古通考》《南诏德化碑校勘记》《夷族令节考》等论文 。 当时 ， 交通、食宿等各方面条件极为艰苦 ， 8月11日 ， 游先生突发盲肠炎 ， 急送大理治疗 ， 住院很长时间 ， 才得痊愈（郑天挺：《郑天挺西联大日记》 ， 中华书局 ， 2018年） 。 游先生这些论文 ， 对发掘和弘扬西南民族古老文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 他们都产生于抗战时期 ， 其中自然包含着一种家国情怀 。
而闻一多先生 ，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 虽然是以“民主斗士”而为大众所熟知 ， 但本质上 ， 他仍是一个学者 。 王瑶先生在闻先生身边学习、工作达十二年之久 ， 对闻先生的做人和治学 ， 知之甚深 。 他回忆说：“闻先生是诗人、学者 ， 他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创作、研究、教学 。 ……闻先生自己是不以战士自居的 ， 他严肃地工作——写文章 ， 讲演 ， 刻钢板 ， 跑路；他是用全生命来投身于他所认定的事业的 ， 终于用他的‘行义’ ， 谱写了一首壮丽的诗 。 ”（王瑶：《念闻一多先生》 ， 见《闻一多研究四十年》）
中国古代的士人向有身在书斋、心忧天下的爱国传统 ， 游、闻两位先生身上都流淌着这种血液 。 这也使得他们友谊的纽带更加牢固 ， 也更加纯粹 。 曹道衡、沈玉成回忆说：“五十年代 ， 闻先生已成为学术界政治上的旗帜 ， 先生也时常在谈学术问题的时候提到闻先生 ， 但极少涉及和闻先生之间的交谊 。 ”（曹道衡、沈玉成：《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编后记》 ， 中华书局 ， 1989年）曹、沈二位先生 ， 20世纪50年代初就学北大 ， 亲炙于游先生 ， 他们对两位先生交往 ， 所知都极为有限 ， 外人就更无从得知了 。 然而 ， 对这段友谊 ， 游先生自己是没身难忘的 。 1978年6月17日 ， 游先生在散步时遇见刘烜教授 ， “得知江青曾经辱骂闻一多 ， 拄着拐杖 ， 仗义执言 ， 痛加呼叱 。 他准备系统回忆和闻先生的交往 ， 以纪念闻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游宝谅：《游国恩先生年谱》 ， 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 2002年第1期） 。 而遗憾的是 ， 一个多星期后 ， 游先生猝然仙逝 ， 未能实现这一心愿 。
今天 ， 作为后学 ， 不佞只能借助有限的资料 ， 对两位先生的交谊 ， 作简单的钩沉 。 虽挂一漏万 ， 隔靴搔痒 ， 但敬意在其中焉 。 这份敬意 ， 既是献给两位先生的 ， 也是献给他们那一代学人的 。 他们生于清末 ， 长于民初 ， 既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 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 他们中的多数人 ， 仍葆有中国传统士人的君子风范 ， 又有开阔的现代视野 ， 求实求真 ， 把学术研究与家国情怀结合起来 。 他们固然是学人中的个案 ， 但也是一个群体的写照 。 他们的君子风范 ， 斯文长在 ， 是值得后人长久回味的一种宝贵财富 。
谨以此纪念游国恩先生、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
附记
2019年恰值游国恩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 几年来 ， 业师费振刚先生对这个日子一直念兹在兹 ， 希望能拿出一部学术著作以为纪念 ， 或者能有其他什么形式 ， 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情意 。 但费师自己也已是耄耋老人 ， 身体所限 ， 实难从心 。 费师长期师从游先生 ， 并一起主编影响甚广的《中国文学史》 。 1970年代末 ， 费师也曾协助季镇淮先生 ， 整理闻一多未刊书稿 ， 并随季先生参加了许多次纪念闻一多的学术活动 。 对于游先生与闻先生的友谊 ， 费师多有耳闻 ， 也多次和我言及此事 。 2019年11月23-24日 ， 清华大学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 隆重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 藉此之机 ， 我根据有限的资料 ， 梳理了游、闻二先生的交往 ， 意在表达对两位前辈学者的纪念和敬意 ， 并弥补业师的一点遗憾 。 本文是在会议发言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 承蒙游宝谅女士接受电话采访 ， 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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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原题为 《从闻一多致游国恩信函看两位先生之交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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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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