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歌赋|苏东坡起落落落落落的一生诗词歌赋

林语堂说：苏轼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钱穆说：
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
余光中说：旅行，我不想跟李白，因为他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我也不想跟杜甫，因为他太苦哈哈，恐怕太严肃；而苏东坡就很好，他很有趣，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但他却超越了个人悲哀，与命运达成和解。他豁达乐观的处世哲学隔着千年时光，仍能给人们带来慰藉。
今天是苏轼逝世919周年纪念日，我们一起回顾他曲折坎坷的一生，纪念这个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有趣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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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意图》作者：范曾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文化流氓的危害在古代同样存在，杰出的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就险被文化流氓害死。
苏轼虽然在文学艺术上取得了极其卓越的成就，受到世人的敬仰，但在仕途上却是坎坷一生，多灾多难。
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后母亲去世，在家服丧。五年（1060），调福昌主簿，以制策考试优异，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治平二年（1065），入判登闻鼓院，直史馆。继而其父苏洵去世，他又服丧回到家乡。
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此时正值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见苏轼政见与自己不合，命其暂时代理开封府推官。后来苏轼上书宋神宗，请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考进士出题得罪了王安石，王安石令御史谢景温上奏他的过错。谢景温穷治一番，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苏轼见在京为官困难重重，请求外放，遂调任杭州通判。以后又调任密州、徐州任知州。他在地方颇有政绩，深得民心。同时也看到新法给普通百姓造成的危害，心中不满而又不敢直言，便写了一些诗文加以讥讽，以便有益于国家。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上表谢恩，其中有这么几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说自己“难以追陪新进” ，“老不生事” ，充其量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但紧跟王安石的“新进”人物却认为苏轼讽刺他们“生事” ，恼羞成怒，进行报复。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诬蔑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曾因隐瞒母丧遭到弹劾而被王安石庇护且提拔为御史中丞的李定，以为苏轼“侮慢” ，揭发他“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又跟着鸡蛋里挑骨头，找出苏轼的几句诗，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宋神宗见他们指控，派人前往湖州拘捕苏轼，押解至京，不久送进御史台的监狱，史称“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代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故人称御史台为乌台）。宋神宗命李定、何正臣、舒亶与知谏院张璪审理。李定等文痞断章取义，任意曲解，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轮番进行了多日的审讯和折磨，虽然什么具体的罪状也未得到，苏轼因实在受不了心理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痛苦，便承认了自己有罪。分页标题
乌台诗案在朝野引起强烈的反响。
湖州、杭州的百姓听到消息，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太皇太后曹氏在病中闻知，对宋神宗说：“尝忆仁宗以制科（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得苏轼、苏辙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苏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摘取诗中的一点小过，杀之可乎？宜熟察之。”宋神宗答道：“谨受教。”
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曹操）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曾任参知政事、已经隐退的张方平“抗章为请” ，劝宋神宗爱惜“天下奇才” 。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从容对宋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谓爵禄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心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宋神宗本就怜惜苏轼之才，不愿对诗案进行深究。听到各方营救之声，便对王安礼说：“朕固不深谴也，将为卿赦免他，只是卿去后，不要漏言。苏轼方招怨于众，恐言者因以害卿也。”
宰相王珪继续加害，又举出苏轼的咏桧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无中生有地说苏轼藐视宋神宗，将其比喻为蛰龙。宋神宗冷冷地回答：“彼自咏桧，关朕何事？”
舒亶仍不罢休，又诬蔑司马光等人“公为朋比” ，请求诛戮，宋神宗不允。十月，仅贬苏轼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其弟苏辙及王诜皆坐谪贬，司马光等二十余人俱罚铜（纳铜赎罪）。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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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小像》唐寅
苏轼躲过了杀头的一大劫，到黄州后又无实权，有些心灰意冷。他与田野父老往来于溪山之间，筑室于东坡之上，自号“东坡居士” 。此即其东坡别号的由来。
宋神宗终不忍抛弃苏轼之才，元丰七年（1084）下诏，令赴汝州。但苏轼尚未就任，宋神宗就去世了。
宋哲宗即位时年龄幼小，太后听政，启用司马光为宰相。此后苏轼在仕途上较为得意，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先知登州，后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旋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不久升翰林学士兼侍读。
元祐三年（1088）权知礼部贡举。次年，他因论事与执政者不合，恐不见容，请求外放，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杭州百姓对他非常热爱，家家都画他的像， “饮食必祝” 。
六年（1091），被召回朝，为翰林承旨。旋因有人进谗，他又请外放，出知颍州。
七年（1092），移知扬州。不到一年，又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继而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在此期间，御史贾易、杨畏、安鼎攻击他姑息邀誉，眩惑朝廷视听， “在扬州题诗，以奉先帝遗诏为‘闻好语’；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劳止’ ，引周厉王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弟辙早应科试，文缪不应格，幸而滥进，与轼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至指李林甫、杨国忠为喻” 。御史董敦逸和黄庆基亦言：“苏轼昔为中书舍人，制诰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辙相为表里，以紊朝政。”
元祐八年（1093），宋哲宗亲政，王安石一派的新党章惇等重新上台，苏轼再次请求外放，出知定州。
绍圣初年，御史又论苏轼过去写的东西“讥斥先朝” 。宋哲宗遂以本官命苏轼出知英州（广东英德县）。未至英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广东惠阳县）安置。三年后，又贬为琼州别驾，居昌化。其中原因，据说是苏轼在惠州时的诗作中有两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开封，狠毒的章惇一看，感到他活得太舒服，特别不高兴，下令再贬。昌化属现在的海南，那时极为荒凉，连药物都没有。租官屋居住，官府不准，他只好买地建房，当地人都赶来帮他运砖担土。在此，他与幼子一起生活，以著书为乐，时时与周围的父老交游。宋徽宗即位后，将其移到廉州，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后遇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任朝奉郎。分页标题
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北归途中，逝世于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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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米芾》作者：萧平
苏轼对朝政确有不同看法，但在政治上他并非如一些史学家所说的，完全属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他只是反对其中对人民有害的部分。司马光上台以后恢复旧法，他也从于国于民有益的角度表示异议。如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 ， “盖未易也” 。
他为人正派，性情率直，不会溜须拍马，见风使舵，不知收敛锋芒以避祸灾，遇到反感不满之事，不管哪派掌权，都讲出自己的见解。他这种性格，就是官场中所说的书呆子，自然得不到狂妄、刚愎自用的王安石重用。那些胁肩谄笑的文化流氓们更忌恨他的奇才，对其诗文采取极其卑劣的手法，深文周纳，百般罗织罪名，加以陷害。他生不逢时，注定了在仕途上的不幸命运。北宋的富弼常说：“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歧万辙，必胜而后已。”南宋淳熙年间，太常少卿罗点对宋孝宗说“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盖君子志在天下国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论，往往不忤人主，则忤贵近，不忤当路，则忤时俗。
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国家，所行所言，皆取悦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鲜矣；用其所以取悦者，其不得志亦鲜矣。”他们讲的均为社会现实。君子一般斗不过小人，特别斗不过文化流氓，各朝各代的正人君子受到迫害，都不奇怪，他们遇到的不是昏庸的君主，就是极端专制、不容有异议的执政者。
*选编自《底色：侯宜杰读史随笔》，删改较多，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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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色：侯宜杰读史随笔》
历史是面照妖镜，各路神仙妖魔鬼怪快来验明正身
【诗词歌赋|苏东坡起落落落落落的一生】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侯宜杰先生退休后闭门读史多年的随笔精选集。侯先生的读史随笔观点精到、文笔通俗。他的精到不是故意唱反调或故作惊人语，他的通俗也不仅是会讲故事，更在于把复杂的历史脉络理清楚，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