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 七九年那场战事

----对“投名状论”的高度质疑
18年旧文
近期在网络上曾出现一个帖子，内容是一名被称为“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高善文先生，于2018年7月28日应邀在纪念山西证券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在该发言记录中，有这样一个似曾相识、流行很久、很广的观点: 中国的对外开放其实就是对美国的开放。而美国凭什么接纳中国的开放呢？高先生以《水浒传》中那些逼上梁山的汉子、把“提人头”作为被山主接纳的“投名状”为例，认定1979年邓小平决定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也与此相类似，是为了让美国接纳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向美国递交的一份投名状。并由此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大局，奠定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基础。
毫无疑问，高先生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对邓小平在此事上所建立的历史功勋的判断，我都高度认同。但对“投名状”说法的分析逻辑和事实真实性，则持高度的怀疑。因邓已去，无法自白。故在此出于某种责任之感，以战战兢兢之态度，壮起胆子,尝试着代为辩之，以就教于常先生。
一，美国接纳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原因
美国为什么会接纳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不取决于任何别的原因，而取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基石: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价值观。
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开始，美国在总体上只坚守国家利益这一基石，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对外部世界的事，基本上采取旁观者的态度。这一点，甚至在1890年其GDP成为世界第一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都没有根本的改变(在一战、二战中的参战，也是被动为之) 。
但是，由于吸取希特勒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训，美国人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在国内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必然会在其强大之后构成对他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维护以人权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就是从根本上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样，二战之后的美国外交的基石就调整为:一是人权外交，二是国家利益。
到2017年1月，在竞选中就高调“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又将美国利益放在其外交政策的首位，试图纠正他所谓的其前几任总统过分强调人权外交而对美国自身利益的伤害，以实现国际人权与国家利益二者之间的平衡。
如果以上看法是可靠的，那1972年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关系的缓和、以抗衡苏联的威胁，就主要是美国人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而1979年中美建交，除了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继续抗衡苏联威胁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人出于以人权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的考虑。
就是说，由于1976年之后，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全党和全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为此及时启动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美国才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请注意三个关键的时间点:中美建交是1979年1月1日，邓小平访美是1979年1月28日，中国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是1979年2月17日。这种不可颠倒的时间循序，十分清楚地表明，美国接纳中国的改革开放、决定建立外交关系，绝不是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作为投名状而换来的，而是中国在国内发生的改革势头使美国人看到了一种希望:中国有可能通过内部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逐步走向与美国在价值观上相同的市场化的经济路线，进而一步一步过渡到与美国价值观相同的自由化的政治路线。同时，也为美国企业带来广阔的投资机会，为美国产品带来广阔的销售市场。
魏宏: 七九年那场战事。换言之，美国接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美国两大外交基石的固有性质和内在期望所决定的，并不是所谓“投名状”之使然。
二，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略意图分页标题
在明确“对越自卫反击战”不是所谓向美国的投名状之后，那该仗真正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对此，本人也曾长期困惑。直到2016年春节去老挝、泰国一个月，才认识到该战的意图:不是别的，而是阻止越南吞并柬埔寨和老挝、建立一个由越南人主导的印度支那国的企图，进而铲除其试图控制整个中南半岛的根基，消除其对中国国家长远安全的威胁。
魏宏: 七九年那场战事。被殖民地的人常常都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殖民地占领时期所控制的边界，就是他们摆脱殖民、获得独立之后的国家边界。印度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与我国的边界之争起源于此，越南在摆脱法国殖民地之后与我国在南海的海域之争、并试图建立一个大的印度支那国的梦想也起源于此。
由于法国人在从19世纪下半页到1954年对越南的殖民占领中，曾搞了一个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法屬印度支那联邦，这样一个情节促使越南人在1973年与美国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之后，就产生了立即统一越南全境、进而恢复印度支那联邦的梦想。由于这一梦想得不到中国的支持，越南人就把中国当成阻碍他们实现梦想的头号敌人、开始反华、排华，并在苏联人的支持之下于1978年12月25日拿下金边、占领了柬埔寨，开始实现其建立印度支那大国梦想的实际进程。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越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常先生所谓的还不到兵戎相见的程度。恰恰相反，已经到了必须立刻作出历史决断的关键时刻了。不然，在中国的南边将非常可能出现一个由越南----这个曾经打败过法国、美国、自主统一南越、并已占领柬埔寨,进而号称其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主导的印度支那大国了。到那时，中国的国家就会处于印度支那国与苏联--这南北两大国的夹击之中，其安全将会受长期的挑战和威胁。
所以，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作为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意义的决定，其着眼点并非如常先生所言的、为使美国接纳中国改革开放而向美国人递交的投名状，而是为中国国家更为长远的安全，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一项具有更高、更远历史占位的战略性决定。
三， “投名状”手段的政治论理
本人不懂政治，更不懂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的奥秘之处。故不敢确认，各种不称为“投名状”的投名状是否为政治结盟的常见条件。
但像《水浒传》中那样要求林冲下山杀一个人、将“提人头”作为入伙先决条件的投名状，恐怕是黑道社会的特征，是土匪之间检验忠诚程度的一种信物。
虽然常态的政治社会，也许会有一些见不得人的背后操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演变为阳光之下的黑社会集团，但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必然有一个伦理问题。因此，以滥杀无辜为特征的投名状即使存在，也当属于被鞭笞的范围，而不属于大加赞赏的范围。
在本例中，试想一想，如果像常先生所说的那样，为了取得美国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认可，而不惜牺牲自己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去取曾经的“同志加兄弟”的邻居的“头”作为投名状，那将是一副多么可怕的黑道社会的画面。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虚构出来的可怕画面竟然还被理直气壮地当作伟大的远见卓识而加以敬仰，足见《水浒传》所描写的水泊梁山中的黑道之道对我国国人政治伦理观念的影响是多么之深入骨髓。
幸运的是，根据上面的分析，邓小平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决定是站在更高、更远角度作出的战略性选择，是在当时越南领导人膨胀的野心已经直接威胁到我国国家长久安全情况下作出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否则，本人长期形成的作为政治文明核心特征的政治伦理的观念就全然倒塌了。
在此，我们是否也需要对《水浒传》中所宣扬的英雄文化做一点反思:当逼上梁山的义士们、以义相聚的时候，这种“义”的相聚是否应以滥杀无辜为条件？特别是，当那些滥杀无辜的行为曾长期成为我们民族在茶前饭后的谈资、逗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精神上也是一种嗜血的行为？分页标题
2018年8月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