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新结构经济学认为

学者简介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文 |林毅夫

摘要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出现产能过剩，降低利率仍可降低升级成本，刺激企业向中高端产业投资，从而避免流动性陷阱。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达国家的运用空间更大。

总的来说，现代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的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这是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带来劳动生产率水平快速提升的结构不断变迁的结果，包括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的完善。因此，研究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研究带来收入水平和劳动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构变化是由什么因素决定和推动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倡导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新的发展经济学。

1.何谓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也就是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和影响的决定因素。依照惯例，应当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为了区别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故取名“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是要素禀赋结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和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时间点上是给定的，并可随时间变化。

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对生产力为什么重要呢？在某一时间点，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经济体在该时点的总预算和生产要素间的相对价格。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了可选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成本不同。如果选择的技术和产业与要素禀赋的结构特性相适应，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较低，具有比较优势。进而如果所有产业或技术都符合比较优势，那么要素生产价格会最低，经济体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竞争力，因而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就是该时点上的产业最优结构。换句话说，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了经济体在该时点：（1）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技术和企业自生能力；（2）最优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遗憾的是，除了国际贸易理论中谈到要素禀赋结构，一般的经济分析通常忽略了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重要性。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是快速发展的处方。某一时点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遵循一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和收入收敛的最好办法。因为，企业所投资的产业和使用的技术遵循一国比较优势时，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具有自生能力；当经济中的软硬基础设施合适时，交易成本也会最低，形成最强的竞争力，成为竞争优势，生产的剩余会最大，资本回报会最高，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会最强，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和收入增长会最快。在此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2.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与产业政策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由于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并基于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进入哪种产业、采用何种技术。根据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是，价格体系能反映经济体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必须有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该市场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反映在每一时点上一国要素禀赋的结构，也就是要有“有效的市场”。

新结构经济学倡导使用“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识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需要强调的是，“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并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决定一个国家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而是，和企业共同决定应该发展什么产业。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激励补偿先行者的外部性，以及协调相关企业投资于产业升级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使整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真正的比较优势，使这个产业成为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

在现代社会，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结构从资本和劳动力比例水平较低向较高水平的提升。拥有后发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系列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产业。然而，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需要首先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当发展中国家随着产业和技术阶梯拾级而上，许多其他变化随之而至：企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资本需求、生产和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远距离市场交易越来越多，风险性质也会发生变化。为了保证产业和技术阶梯的升级过程平滑顺利，就需要在教育、金融、法律等制度安排和硬性基础设施方面同时做出相应改进，使企业能在新升级产业中提升至合适的生产规模，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成为成本最低的生产者。倘若基础设施无法同时改变，就会出现讨论的那样，不同产业的升级过程都将面临各种X-低效率（X-inefficiency）局面。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必须与反映物质人力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比较优势变化相一致。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新产业中的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为，应被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相互关联投资提供协调、为先驱企业补偿外部性，以及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四个方面。政府必须有效承担起在提供硬性和软性基础设施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以降低单个企业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

3.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

二战后主流的发展思路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即结构主义，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的先进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本质原因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因此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通过对市场的各种扭曲建立起来一些先进的产业。而政府干预又导致资源低效配置、寻租和腐败行为频频发生。结果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经济发展缓慢、危机重重，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建议政府立刻消除所有的市场扭曲，无视政府当初是由于保护这些优先发展产业中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而内生了那些扭曲。然而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来看，其经济绩效即使不是不尽如人意，也是有争议的。

反观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他们的共同点是采用了双轨渐进的途径：政府为旧的优先发展的行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的保护，等到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有自生能力，或这些行业变得小而不重要后，才消除市场扭曲。取消准入限制，并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私营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原先受限制的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理论见解

新结构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中各种理论数理模型化；二是用数据来检验各个数理模型的推论。同时，新结构经济学将结构引入发展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得出一些与旧结构经济学和传统新古典理论不同的见解。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产业、技术、市场规模、基础设施、风险特性等都不一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不只是量的差异，还有很多质的差异，因此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并不适用。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最优金融结构。处于某一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另一方面，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各有优劣。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资本需求和风险结构，对应于不同的最优金融结构。比如，在低收入阶段可能更适合地区性中小银行，在高收入阶段更适合大银行和股票市场。

人力资本投资。和最优金融结构的论述类似，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速度和风险特性不同，人力资本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应与发展阶段的产业特性和风险特性相匹配。有很多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提高会提高一般人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因此，发达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决定该国发展的最根本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资本所限，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支持足够的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投资，大幅提高人力资本的结果很可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在国内找不到合适就业就会到国外就业，造成人才外流；留在国内的人找不到好工作，则会产生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收获周期长，比如孩童阶段和青年阶段的学习机会成本低，若等到产业升级时再来投资教育可能会来不及。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应先于产业升级。

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一个农业社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会有人口红利。所以，当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制造业部门后，就不再有人口红利。但从本质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的红利来自于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制造业。现实中制造业并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个无限细分的谱带，从劳动密集型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只要把劳动力从附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制造业，就会有人口红利。除非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只要有升级空间，就有人口红利存在。我们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运用现成的理论，而是应该直接面对问题，了解问题的实质。

经济开放：好还是不好？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开放是遵循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前提。那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过程中的绩效表现得反而更差呢？为什么很多国家开放后并未取得二战后13个经济体持续高速增长那样的发展呢？我认为是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之前存在很多扭曲，而扭曲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企业所处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如果在开放过程中，没有采取双轨制，原先违背比较优势产业的政府支持和贸易壁垒被取消，这些产业就会垮掉；而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因势利导，经济表现当然就会更差。那么开放就是不好的吗？如若如此，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巨大？我认为是因为中国采取双轨制的方式，对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必要保护补贴，维持稳定；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进入并发展。总的来说，当经济体处于转型阶段时，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同时，对那些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放开准入。否则，开放可能带来经济的危机。从新结构的视角来看，做研究，不能简单只看实证资料，因为资料里边包含了各种扭曲和噪音，如果忽略对问题本质的清楚认识，就容易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国际资本流动。是否要开放资本账户？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到底是哪种资本在流动以及流向哪些部门。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确实是资本短缺的，外商直接投资能增加实体资本、提高技术、扩大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有帮助。但是，如果流进来的是短期的投机性资产组合，这类资本一般不进入实体部门，可能会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造成房市和股市泡沫。此外，短期资本的流动具有周期性，突然大量资本进入，会造成货币升值，企业出口竞争力下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旦实体经济不好，短期资本又会大量流出，造成较大幅度的宏观经济波动。所以，在讨论资本流动时，要把资本的结构分清楚，对资本流动方向有较明确的区分。

卢卡斯之谜。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到发展中国家来。但卢卡斯发现，现实中资本却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国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为了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会有很多扭曲，就会有很多寻租行为，依靠寻租获得的财富缺乏合法性，资本不敢也不愿在国内投资，而且国内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低，资本就会大量外逃到发达国家。

货币是否中性？主流理论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货币宽紧只影响物价水平。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利率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降低利率，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货币政策并非是中性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低利率补贴创新者，将导致收入向企业家倾斜，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并且，如果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超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有一个最适度的货币增长速度。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速度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优货币增长速度不同。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我从2009年2月开始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结合了周期政策和增长理论，提倡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因此，经济萧条时是基础设施投资最好的机会。高收入国家这类投资机会较少，但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有大量投资基础设施的机会，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范围更广。现在这个观点已逐渐成为国际主流。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沿着这个思路，我相信可以做一些很好的文章。

货币政策和流动性陷阱。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前沿，当经济下行时，需求减少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这时利率政策通常是无效的。因为即使利率很低甚至为负，发达国家产能过剩时仍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即使有少数新产业（如3D打印、电动汽车），也不能拉动整个经济改变产能过剩情形。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基本无效，会导致流动性陷阱。但是，发展中国家则不一样。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出现产能过剩，降低利率仍可降低升级成本，刺激企业向中高端产业投资，从而避免流动性陷阱。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达国家的运用空间更大。

本文被《社科智讯》2017年第3期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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