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最温暖的一道菜：团圆杂烩文：张京京我家在陕西汉中城固县。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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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京京

我家在陕西汉中城固县。央视在前段时间播放了《中国影像方志》，其中有一期，讲的就是它，出使西域的张骞和我，就出生在这里。

在我家乡有一种特别的汤菜，叫做原公杂烩。原公是一个镇名，此杂烩源于此而得其名。记忆中我吃过的次数不多，在年轻人那被火锅、烧烤、炸鸡占领的口腔里，这种纯粹的本土的食物已经很难再有一席之地。

杂烩在本地是一种很俗很亲民的汤菜，并没有电视上说得那么高端。在我印象里，它常见于农村的土席，在我小时候，就被住在城里的外婆带到农村老家去，参加诸如婚嫁一类的宴席。席上，吃完前面的干切牛肉、凉拌皮蛋、卤大鸡腿、大猪肘子一类的东西，吃得满院子的宾客满嘴油腻，桌子底下在人们双腿之间游走寻觅骨头嚼的黄狗也惬意。这个时候，有眼色的主家就会把温热的杂烩适时地端上来。

杂烩汤稍酸，猪骨熬制，讲求清汤清水不见浑浊，所以养胃、解腻。汤盆里装的是鸡脯丸子、小酥肉、滑肉、鹌鹑蛋、嫩豆腐、粉条块，木耳，蛋皮等食材，突出一个“杂”，也正是因为什么食材都有，又是在整个家族、谱系、村落的人都聚在一起的时候才吃杂烩，所以杂烩又被叫做“全家福”。杂烩的另外一个特色，其中的鸡脯丸子，被匠心地用纯天然的食用色素（荠菜汁、油菜花汁）染成五颜六色，和别的食材搭配在一起，煞是好看。红的红艳，绿的青翠，黄的软嫩，白的雪白，这是一种农村人的审美，一种田园式的精致。

杂烩汤一上，就意味着宴席接近尾声了。年轻后生们和黝黑的中年汉子们不屑于吃这种酸酸的、五颜六色、软塌塌的食物，一边抽烟，一边就着油炸花生米喝酒，被一些粗俗的笑话抖出大笑，聊到生计时在桌子上闷闷地弹烟灰。这时候，老人、妇女和孩子就成了吃杂烩的主力。杂烩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老人们喜吃豆腐、滑肉、木耳，妇女偏爱丸子、小酥肉，而孩子们则更喜欢鹌鹑蛋和带颜色的鸡脯丸子，或者蛋皮这样的，不顶饿但是吃着好玩的东西。我小时候胖，喜欢吃，来者不拒，所以杂烩的滋味都略知一二。

长大后，基本就没有再吃过杂烩了，一方面是我在城市念书，另一方面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哪个年轻人，愿意搁着火锅、烧烤不吃，啤酒、饮料不喝，去碰那清汤寡水的杂烩呢？不知不觉，杂烩就在我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

2016年深秋的一天，我放学回家惊闻噩耗——我的舅爷因心肌梗塞去世了。我的外婆悲痛万分，那是她最后一个亲哥哥，也是她在农村老家的最后一个亲人。我当时面临高考，学业紧张，就没有去农村给舅爷送葬，我那时也没有意识到，朴实的大嗓门的舅爷去世后，我这一代人，与农村的最后一点联系也被切断了，从此关于农村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上大学走了之后，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恋家的孩子。我每周六中午都会按时给外婆打电话，问她在做什么，只要听到她说她在散步，她在超市买菜，她在和别人打扑克，她在晒太阳，我就很高兴。

上学离家远，以后毕业工作了怕是也难常回家看看。我在上学期间攒了些钱，放暑假回去的时候，我说我要用我的钱请我母亲和外婆在外吃饭（可怜我父亲还在外地工作不能回来），我掏出手机，问外婆想吃什么，火锅太辣她吃不了，招牌中餐动辄三四百她又觉得太贵。最后我偶然找到一家有杂烩的店，我说有优惠券不贵，她才欣然同意。

坐在店里，面前是我母亲和外婆，服务员扫了手机码上了菜，无非是一盆杂烩，一盘回锅肉，一盘家常豆腐，一盘手撕包菜。我母亲尝了尝说味道很正，外婆很高兴地拿起勺子，就像我小时候那样，给我舀蛋和酥肉。虽然周围都是衣冠楚楚安安静静的食客，但我好像又回到了记忆里的那个，粗糙的，热闹的，人声鼎沸的宴席现场。

自从舅爷去世，外婆再也没回过农村，更不要再提吃碗意味着“团圆”的杂烩了。饭桌上，隔着杂烩汤氤氲的热气，我看到外婆微笑地看着我。我心里有些难过，这十几年她衰老了不少，同时我心里又觉得欢喜——我懂得尽孝的时候，她还在，还很健康。

在返回学校的前几天，我又带着外婆吃了好几次杂烩。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她拘谨得像个小孩子，她怕我花钱，我说，一大盆杂烩才二十五，南京那些高档餐厅，中份盖浇饭都要五十八，她不相信地瞪大眼睛，连忙说，还是杂烩好，杂烩好。

在家乡被儿女牵扯着度过了大半生，极怕晕车的外婆，没有出过市。祖国东南西北的美食，我都可以去吃，她可能不能去。但今年年底，西成高铁开通了，又好又快又稳当，我在电话里兴奋地通知全家人，寒假我们全家坐高铁去旅游。等我回家来，一起吃碗团圆的杂烩，然后我们就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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