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岁以上人口2.3亿，养老产业不容小视！看得见、摸不着的养老产业。"

2007年，我第一次去张家界风景区，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景点标识上都是中英韩文字对照出现的。在有的农家招牌上，甚至直接就是中韩文对照出现，连英文都省了。

张家界的标识牌上的韩语显赫

一问导游，才晓得张家界是韩国老头老太太的旅游胜地，一个接一个的“银发旅行团”的旺盛需求，已经到了让张家界作为一个地级市都要开通直飞韩国首尔航班的程度。

我当时心还想着，有那么多老头老太太出来旅游么？

1老龄化：纸上得来终觉浅

转眼之间，本以为遥远的“银发旅行”，在中国也开始变得普遍。

全国老龄委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每年老人旅游人数占全国总旅游人数20%以上。2017年上半年，老年游客出游人次总比增长2.4倍，60—70岁是老年游的主要人群，其中70岁以上的游客占整个老年游群体的20%。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一方面这绝对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改善的显著标志，另一方面，也是老龄化日益凸显的坚实佐证。

实际上，我国的老龄化比我们普通群众感受到的要快得多——我国于1999年就开始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2.29亿，占总人口比重16.7%；其中，65岁以上人口1.44亿，占总人口比重10.47%。预计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会达到2.48亿，占到全部人口的17.2%。换言之，届时，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长者。

当我们在公交、地铁、旅游景点看到越来越多的“银发族”时，当各个广场上老头老太太们舞姿飞扬时，我们容易陷入一种错觉，那就是“老龄化”并没有那么可怕，甚至觉得，这样的老年生活不也挺好的嘛。

实际上，我们能见到的，只是老年人中的一部分。据统计，2017年上半年，老年游客出游人次总比增长2.4倍，其中60—70岁是老年游的主要人群，占到80%多，而70岁以上的游客只占到百分之十几。但是据统计，我国60-69岁的人群占总人口的8%左右，而70岁以上的占6%以上。这说明，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自理自立的美好老龄生活会迅速变得脆弱而需要照料与关怀。

2高龄待遇：城乡分界清晰

在传统的宗族时代，孩子多、老人少，养儿防老是天经地义的。人们的生活圈子就这么几十里地，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宗族舆论的范围内生活，要是真弄出个“大不孝”来，除非背井离乡，否则后面的日子真是没法过下去的。反正古时候人均寿命才三四十岁。就连至圣先师孔圣人这样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也只是“从心所欲”了三年就溘然长逝。毕竟，在古代中国，七十岁的老人已经属于“古来稀”了，所以养老的压力不会太大。

由于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中国家庭结构出现了小型化和高龄化的硬趋势。4+2+1成为城镇家庭普遍的结构，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的压力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夹心层”顾此失彼，导致“养儿防老”的套路在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及精神安慰方面严重缺乏。

如果说对于60-70岁而基本自理的老人，这个局面还不是特别严重，那么，对于70以上的高龄老人以及失能、失智老人而言，家庭日常养护就直接成为迈不过去的重大难题。毕竟，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2013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也在继续增加，从2012年到2013年的一年间就净增150万人，达到3750万人的规模。

当代中国的养老处于一个转型融合的阶段。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传统的家国主义”养老模式，即：养儿防老+单位福利+政府特惠的组合养老。

其中，政府特惠包括经济上的直接补助和政策上的倾斜。但就目前而言，经济上的直接补助确实是非常有限的。2010到2013的四年间，我国财政支出用于65岁以上老年人口养老服务的人均投入，分别是14元、21元、29.9元和40.4元。客观上是一个显著提升的过程，但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仍有差距。但早在2008年，老龄化程度与我国差距不大的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人均投入就达到了54.3美元（当年汇率6.944）。

更重要的是，财政补助也好，政策倾斜也罢，毋庸置疑会优先于城镇居民。如果在考虑到只有城镇居民才有的“单位福利”，我们大概就会意识到，城乡养老的分界线又会无比突兀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本人在老家认识的两位老人，一位城镇干部、一位普通农民，都在65岁多一点的时候检查出早中期食道癌。城镇干部老人只是一个退休普通科级干部，远远到不了享受高干病房、全额报销的层面，有1个儿子和3个女儿。农民老人一生目不识丁，但也拉扯大了2个儿子和2个女儿。

食道癌的干预手术费用不到10万，两个家庭凑一凑都承担得起。但是，城镇老人是有单位的，医疗报销的比例稍高。更重要的是，他每个月有近4000元的退休工资。而农民老人一旦停止了劳动，能够获得的收入就会所剩无几。

故事发展到最后，城镇老人的子女凑钱送老人到武汉，请专家进行了食道手术，切除病灶，至今已经顺利度过第一个5年周期，老人戒烟戒酒之后身体状态良好。农民老人的子女在商议之后，两个儿子跪到族里的长者面前，痛哭流涕地陈述“如果治不好，我们在外务工，后面的看护实在是无法承担”，最后在长者烟雾缭绕的默许之后，把自己的父亲抬出了医院。两个月后，农民老人在儿子们准备好的门板上蜷缩着去世，由于食道癌变，水米不进，体重只剩下不到60斤。

我所知的只是个案。

但武汉大学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却揭示出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里，农村老人的因病、残而放弃治疗，甚至自杀的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其根本原因，依然是老人们在老去的过程中缺乏经济供养、看护照料和精神慰藉，甚至还要承受舆论压力。最终他们才会选择加速自己的死亡。

这远远不是“不孝”或者“不作为”几个简单的词汇所能归纳的。

3产业与事业：养老的责任在哪里

快速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现代社会转型发展，人口迁徙人员流动工作变动频繁而剧烈，老人不得不独处、独自生活的“空巢”现象日益普遍。这对养儿防老+单位福利+政府特惠的“传统家国主义”养老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超越传统家国主义的社会化养老需求越来越明显。

在这一点上，我们一贯痛恨的邻国日本其实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日本老龄化人口比例由1970年的7%递增到2014年的34%，堪称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政府着手建立和完善了养老服务体系，较好的实现了养老运行机制的法制化、多元化和专业化。

日本“老龄就业”的女性

日本政府把养老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事业”和“产业”两个部分。

“养老事业”：是指为老年人基本生活服务的部分，它是由政府主办的、以老年人为对象的公共服务事业，是以法律形式保证其公平和公正性，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性事业。说白了，是给老人们的生存和基本生活质量提供普遍性“保底”的。

“养老产业”：则是以老年人为对象，以满足高层次生活、文化需求为目标，向老年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民间营利事业活动的总称，是满足老年人生活多样化、更高层次生活需求的市场模式的产业概念。

日本施行的养老事业与产业分划

20世纪60年代，日本刚刚确立老年人福利制度时，基本上是由国家包揽一切福利。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不得不把发展民间福利放到重要位置。目前，已经形成了由国家、地方政府、民间福利团体、市民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老龄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口结构快速恶化，却又建设任务繁重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多年来主要靠民政部门行政主管单方面推动的孤寡贫困老人救助，加特惠福利性养老事业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需求。人们迫切需要理清“事业”与“产业”的分界线，依托市场化竞争机制，调动全社会资源来共同应对老龄化时代。

4政策与顾虑：只听楼梯响

我们普通群众眼看着父母老去，着急。

党和政府也着急。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由中央单位出台的促进养老发展的法律、规定、规划、决定、意见，有超过30项。

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人大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发布的，而地方政府发布的更是不计其数。相关政策条目多、内容广，原则上讲已经涵盖了养老服务的方方面面。

然而，原则性的提法多，实质性的措施少，往往缺乏配套措施、实施细则、量化规定，更缺乏相应的财力和制度保障，使得这一些政策含金量不足，权威性不够。

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就提出，地方政府在编制本地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应统筹安排老年服务设施用地。然而，直到13年以后，也就是2013年，北京市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才首次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单列了100公顷的养老服务用地，提出要实施硬性保障。

《决定》有关条款

这还是首善之都，其他地区则基本就没有相应的安排。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哪里顾得上这些不那么大的事情呢？

在发展有限、效益优先的前提下，各地的实际推进工作处于有点尴尬的状况。最现实的，中心城区土地收益率较高，换了哪个地方政府都不大愿意将其用于带有公益性质的基本养老服务。这就迫使大部分养老机构只能到偏远的地区谋求容身之地，从而无法有效匹配需求。

比如，《北京市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调查显示，就在北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资源极其丰富的地方，87%的养老机构分布在五环以外，养老医疗设施用地和综合养老用地大都集中在郊区等偏远区域。这就使得养老机构对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成本大大提高，毕竟养老院不能治病、医院里不能养老（全额报销、长期占床的高级干部不在此列），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养老机构的吸引力。

面对老龄化的硬趋势和养老的刚需，如果参考国外的经验，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为什么大家都蛰伏不做大举动呢？

一位个人投资大佬很直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一，在大家约定俗成的心理定位中，在孩子身上花钱（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斯坦福的研究表明孩子3岁以前投入的每1美金可以换回17美金的收益。而在老人身上投资的回报则低得多——除非老人自己实力特别强硬，到了子女们哭着喊着要紧密团结在他身边才能分得利益的程度。这种现象在北京比较常见。不少大医院的医生都被病危老干部的子女指着鼻子呵斥过“要是我们家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别想干了！”

第二，老龄服务业风险太大。不少敬老院、养老院里的老人们生前一年到头难得有子女前来探望，一旦因病离世，素未谋面的七大姑八大姨立刻就呼啸而至，披麻戴孝要打官司起诉护理不当。无论与老人生前关系如何、协议如何、签字如何，闹字当头，成本太高。

大闹养老院旧闻一则

第三，符合资质的人员稀缺。养老护理的要求并不低于婴幼儿护理和医务护理。薪资考量之外，从业者难以得到护理婴幼儿的成长喜悦和医务护理的康复希望，因为衰老、死亡和离别是老龄阶段的主旋律，也就更难留住人才。

第四，盈利周期长。一般养老地产回报周期至少在八年以上，投资经营利润率低，需要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而企业的现实税费减免政策又不明朗。

所以，主要定位于健康活跃老年群体的酒店旅游业及疗养基地可以投；季节性休闲养老、旅游度假式养老和健康养生养老等领域可以投，但涉及到高龄老人居住、看护的题材，个人投资者和中小投资机构就不得不“积极稳妥”。

从这种意义上讲，养老产业，依然是远方看得见的那条地平线。

5产业投资：大佬试水，群众围观

据《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的调查, 全国有98.1%的老年人依靠家庭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的服务，只有1.9%的老年人由社会福利机构和社区组织照料养老。与此同时，超过1400万的老年人有进入福利机构养老的需求，而全国各类福利机构提供的老年人床位却不足需求总数的2%。

在这个现实落差下，依托社区服务网络辅助实施居家养老，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重要方向。这样的模式既能迎合不同阶层老年人家难舍离的精神需求，强化家庭基础性养老功能，体现社会养老和社区服务特质，从而有效整合传统家庭养老与新兴机构养老的综合优势。

事实上，美国的CCRC（退休人员持续照料社区）的开发模式，受到了普遍的推崇。这种模式提供的复合服务覆盖了全龄老人群体，包括自住型健康老人（多在55到65岁之间）、需要康复辅助护理老人（多在65到75岁之间），以及特别看护行老人（多在75岁以上），根据他们不同的生理年龄阶段、健康状况进行区别对待，使得他们在不需要搬家的情况下，就得以获得社区的照顾，完成三分之一的人生旅程。

CCRC里老人们在伴奏下合唱

但是这种“社区级”起步的规模和投入，确实不是普通投资者能玩的游戏。

国内著名房地产开发商万X，就提出要依托住宅地产延伸拓展养老产业链。2011年前后，万X宣布将养老地产作为三大战略之一，养老服务在北京、青岛、杭州、广东、上海和成都等地的项目中都有设计。

首先是在北京房山，以租售并举的方式，面向活跃高职、高知老年人群体提供服务式公寓，试点了首个养老产业地产项目，叫万X幸福汇。

随后又在北京的欢乐城、广东清远北部的万科城设计规划了老年地产项目配套，并在杭州的良渚文化村开发了老年公寓，名曰“随园嘉树”。

随园嘉树里老年人的文娱活动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老年地产项目后续的配套和运行数据，并没有更进一步地跟踪发布。

究竟是大公司的理念宣传牌，还是真正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普通群众也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结语

梁启超在他的《少年中国说》里提及帝国主义欺我中华无力，就恨恨的写道“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老”，很难说是一个让人开心的形容。

但是，老去，又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

作为投资者，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趋势，并且试图跻身其中；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做的，大概就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以便于我们在老去、甚至死去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尊严。

（文章转载自米宅米宅 ID：mizhaimi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