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经济这头野兽牵制着文学石黑一雄：经济这头野兽牵制着文学"

来源：FT中文网作者：撰稿人非非马

2017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10月11日在母校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EA）出席一年一度的秋季文学节，并作公开演讲。这是他获奖后的首次公开露面。早在半年前，石黑一雄就被确定为今年开幕活动的重要嘉宾，因诺奖效应，活动一票难求、场面火热，主办方甚至开辟了第二教室做视频直播，也是爆满，演讲后的签售更是追捧者众。

1980年，石黑一雄毕业于UEA的创意写作专业。UEA是英国第一个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的大学，2011年，这个专业获得了女王周年纪念奖，从当年石黑一雄读书时的10名学生发展到如今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学生，与其间走出了石黑一雄、伊恩.麦克尤恩等享誉英语文坛的著名作家有很大关系。

石黑一雄于晚间7点准时亮相，依旧是一袭黑衣，这是他多年来的着装标配。新捧诺奖，这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他说自己是从BBC先得知的确切信息，然后电话就被打爆了，以至于瑞典学院的通知电话都打不进来，因为一直被占线。在他看来，诺奖是个巨大的荣誉：“它大过作家本身，大过我，大过书本身，甚至大过文学本身，它是一个符号似的象征，代表着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这是诺奖之于今天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最大的意义和价值。”

在诺贝尔文学奖迄今为止颁出的110个奖项中，英国作家占了12席，堪称诺贝尔文学奖的拿奖大国，而日本裔的石黑一雄则是“英国移民文学三雄”中第二位获得诺奖的作家。在他之前，印度裔的奈保尔在2001年获得诺奖。

曾经在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过石黑一雄创意写作课程的Jon Cook教授评价：石黑一雄对英语文学的影响，在于他充满想象力地有机结合了日语文学和英语文学的风格与情感。

的确，尽管石黑一雄一度曾刻意想要“去日本化”，但双重文化背景与视角，仍然是他身上抹不去的重要标签。

1954年，石黑一雄出生于日本，5岁随父母迁居英国，在英国完成了此后的所有教育，并深受鲍勃.迪伦这样西方文化偶像的影响，曾经很想做一个摇滚乐人、词作者，最后还是用英文写起了小说，书写题材跨日本、中国、英国，并在英语世界受到高度认可。

石黑一雄曾经透露，他们全家对英语社会的进入、融入都的确带着一种下意识地外来“观察者”视角。他的父亲是海洋学家，为英国政府工作，刚来英国那几年，全家人都以为他们很快会回到日本，不曾想最后却一直在英国呆了下去。那时候他的父母亲经常会在家里谈论一些对英国社会的观察，并希望能积极融入当地社会。

当时，他们居住在萨里郡的吉尔福德小镇，是这个镇上唯一的外国家庭，当地居民都对他们十分友好、热情。石黑一雄称从未感受到任何种族主义的歧视等。而他父母亲尽管都并不信仰宗教，但为了融入当地社会，也会一家人每周末去参加教堂的活动。石黑一雄后来还成为教堂唱诗班的head boy。

受英国教育、积极融入当地文化、生活，但石黑一雄对日本却始终有一种下意识的、根的记忆与追寻感。也正因此，为了想要保存自己脑海里关于日本的记忆、对日本有一种寻根情结，所以他自然地将第一本长篇小说《远山淡影》的题材锁定了日本。

他说自己并无兴趣去调研真实的日本，他只是想呈现自己记忆中的、想象中的那个日本。

在处女作一鸣惊人之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浮世画家》依旧关注日本，依旧是好评如潮。

然而，直到这部关于日本的小说发表之后，他才再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在他离开日本29年之后。

战后日本经济快速腾飞，自1960年代末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世界对日本经济的腾飞感到惊叹，也对日本文化充满了好奇。1980年代的石黑一雄作品，在无意间成为了他所说的：“一个生活居住在西方，向西方世界解释日本文化的阐释者”。“我好像成了一个旅居伦敦的日本驻外记者。”

困扰随之而来。西方世界的评论家、读者过于强调他身上的日本标签，对他作品的评析基本不离日本，认为他在写日本的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等等，“即便，我认为我是在写人类共通的一些东西。”

他说，作为小说家，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风格特色，而不是书写题材的特别，“我希望我的作品中有人性，有永恒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只有日本这个标签。”

于是，他做了一个明确的决定，他的第三本小说不再写和日本有任何关系的题材。

“这是有风险的，甚至可能会带来一部分读者的敌意，认为我离开了大家安排给我的位置——向西方阐释东方的一个特殊位置。但我还是决定要做这件有风险的事，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于是，有了那本让他扬名国际文坛的《长日将尽》，一个地地道道的的英国故事。不仅获得布克奖，还畅销100万册。1993年，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备受好评，获得当年度奥斯卡8项大奖提名。

通过这本小说，石黑一雄证明了他不止可以写日本。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乐于突破自己、做各种新鲜尝试的作家，不论是题材、还是类型流派。

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上海孤儿》。他在演讲中特别讲述了这段历史。他的祖父曾在1930年代被日本丰田公司（不是后来生产汽车的公司，而是一个纺织公司）派驻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而他的父亲就出生于上海。他在家中看过祖父当年在上海所拍摄的照片。石黑一雄对1920、193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好奇，觉得那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冲突、到处弥漫着威胁气氛的大时代。那是第一次，他没有想到任何主题和故事，但却就是想以那个年代的大上海为背景去写一本小说。

历史、二战、战后阴影，是石黑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母题。出生于1954年的石黑一雄，认为“（二）战后”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直到现在，我们也仍活在“战后的阴影”中。他是一位很有忧虑意识的作家。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后，他曾接受BBC的采访，直指英国代表极右倾向的脱欧派的胜利已经让这个国家沦为战后最接近法西斯主义的时刻。

但总体而言，战后的生活，尤其是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是富裕、和平的。而作为小说家，他说自己很嫉妒那些生活在第三世界、或者经历了战争等非正常时期的作家，因为他们是“历史的前排观众”，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特别的东西可写。这也是他为什么总喜欢回溯历史，写上一代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我没有兴趣写我自己家门外的那些平常事情，难道去写我的大学校园生活，去写伦敦的Camden Town（卡姆顿市集）吗？”石黑一雄的此番话，引发了台下观众的笑声。

但是，石黑一雄并非是一个只关注非常态情况下人类处境的作家。他也喜欢用隐喻的手法，探讨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处境问题。

比如，后来分别被改编成日剧、电影的《别让我走》。题材是科幻的，一群青春校园里的少男少女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人，未来的命运就是走上手术台，捐赠他们年轻的器官给他们的“主人”。但是，这个故事背后的隐喻却是，我们所有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在某个时刻突然意识到、并且不得不面对死亡的问题——生命时间有限、自己的存在有限，那么，如何面对？当人知道自己的时间将会特别短暂时，冲突更激烈，这个问题的冲击会更尖锐。

因为人类从根本上无法逃脱和解决死亡这个问题，所以，石黑一雄也选择让这些少男少女接受自己的命运，但他试图探讨情感、爱在抵御死亡的恐惧时所孕蓄的力量。他没有像一些读者、观众所期翼的那样，安排他们成为“反抗的英雄”。“我从来无意去写一个happy ending的奴隶反抗故事，或者假装生活比它实际上更容易。”作为一个严肃的小说家，他希望自己通过“虚构”来探寻、发掘生活的“真相”。

石黑一雄还提到小说《被掩埋的巨人》。这部小说也同样是个大隐喻。一个村庄里，村民的记忆存留时间都十分短暂，后来他们发现他们之所以记忆短暂的原因是山上的那条巨龙，它呼出的气让这些村民不断失忆。于是有村民希望杀死巨龙，从而能保存住珍贵的记忆；但却有村民认为失忆并不是坏事，如此，黑暗的记忆也就永不会再被唤醒。于是两派人士之间就是否屠龙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冲突。

石黑一雄说，他想借这部奇幻小说探讨关于记忆的主题。什么样的记忆该被记得，什么样的记忆该被忘记？我们的记忆又在被什么塑造？记忆问题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存在每个家庭中，也存在于每个社会、国家中。比如美国会想要隐藏、修饰他们过去对非洲做的事情，一个国家会通过有意识的“宣教”来塑造、操控它的国民记忆，并将国家记忆变为个体记忆。

他认为作家应坚持对追寻真相负责，而不应“用叙事操控读者”，作家更应有勇气将自己从各种约束中解放出来，不受题材与流派之限。比如他自己写科幻、也写奇幻题材。他在演讲中说，各种流派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什么高等与低级之分，被当地媒体后来用作了标题。

但他也无奈地表示，从整体来讲，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受经济这头野兽的牵制，并不全然取决于作家的坚持和勇气。比如，战后百废待兴，社会对蓝领工人、白领工人、技术员、经济学家等有很现实的强大需求，这让奇幻题材几无容身之地——家长们倾向于按照经济社会需求的角色模版来塑造、教育自己的孩子，文学界也乐于提供这样的题材故事。他还举了中国的例子，政府现在特别鼓励科幻小说，包括电影也放开了对科幻题材的限制，背后的原因是政府发现中国现在太缺少杰出的原创性人才，而鼓励科幻会有助于想象力和创造力。

归根结底，推动着文学发展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是经济这头野兽。

所以，他也认为作家得奖，其实带有某种偶然性和运气的成分，比如，你的作品恰巧就符合了时代当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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