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三副面孔：罗马、华夏、美国西方历史中的帝国

西方历史中的帝国，大多先进行军事征服，然后慢慢进行文化转化，类似于蛇，先将猎物吞入，然后体内消化。

而中国古代的华夏诸王朝，则先扩散文化和生活方式，然后再并入版图，类似于蜘蛛，先体外消化，再摄入体内。

但到了近代，中国和西方似乎都出现了反例，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都创造了一种和自己的传统不一样的帝国模式，直到美国这一“全球帝国”的出现。

本文结合牟复礼和葛兆光先生的相关论述，梳理帝国这一形态的演变脉络。

下面为牟复礼先生论中国古代帝国的特征：

公元前221年，嬴政采纳了丞相的建议，自称为天下之“始皇帝”，他的天下是指整个中原、直抵东海的“中国”区域。他使用的头衔是新的，是一个比周王和其他上古君长远为夸张自大的创造。此后一直到1911年，所有王朝的践承天命者都袭用“皇帝”这一称号，这个目空一切的创制以后成了后世帝王最起码的要求。除了这个名号，更重要的是秦始皇在位时创设的其他基本形式和工具也都被沿用，秦始皇曾以此统治诞生不久的庞大国家。

我们通常把他自命的这个新名号翻译成emperor，并且按照他自认的顺序，称其为First Emperor。统一的中国就在此时诞生了，并被称为中华帝国，以此区别于周朝和更早的国家。这一政治称谓一直沿用到1911年的辛亥共和。周只是名义上的宗主，其臣属诸国起初或者是公国，或者是侯国，战国时才纷纷自擢为王国（kingdoms）。我们把中国称为empire，或许只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之后才合适，从那以后，统治者们自认为尊于昔日的王，在一国之中，他们的权力也远超越之，为了适应他们的权威，形成了中央集权。

但对于中国历史，我们无论是用王国，还是帝国，都存在问题。

在西方，empire指的是一个通过军事征服统治他国领土的王国（kingdom），这些被统治的地区的人民有不同的传统、语言、文化。

这就是英国王国（English kingdom）与大英帝国（Britain Empire）之间的区别，也是中世纪的欧洲王国（kingdom）与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之间的分野。即便是这些例子中，这些词的用法也跟最初的语义有所不同，罗马帝国（Roman imperium）的皇帝（imperator）实际上只是一个军事首脑。

我们要记住最重要的区别，中国的皇帝并不试图直接统治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范围之外的异族人民，也不设想“皇帝”这一称呼跳出了他们的民族历史。在其政令所及的地区，始终存在着文化上的统一性，政治管理依赖于文化上的统一。由于中国文字的特点，即使是方言和次生语言产生的差异，也会被彻底的语言统一性所消弥冲淡。

经由文化上的其他考察，包括对“中国人”的独特性和文化向心力（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自我意识，中国人的确属于一个民族。公元前221年政治上的全国统一，反映了中国历史中既已存在、并且将继续存在的这个事实。

用“中华帝国”称呼秦汉以及后来的王朝并不是指中国进入了一个扩张、征服非中国民族的时期，也不是说中国的统治跳出了传统的轨迹。由秦之统一开始的“中华帝国”或“帝化中国”昭示了国家政治结构和方式的新时代，设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道路。这没有对中国与周围非中国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什么特别的影响。

简要总结牟先生的观点：

1 中国古代帝国，并不是军事帝国。

2 中国版图的扩展，政治上的统一，建立在文化统一的基础之上。

3 在文化统一的基础上，中华帝国之内实际上只有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个认同。

但牟先生也在注释中提到了例外，是他的界定无法涵盖的，就是所谓的清朝的帝国主义。清王朝曾以“中华帝国”的名义将统治延伸到中亚和西藏，成为这些地区的宗主。并且根据新清史的观点，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区和西北、西南地区的称呼是不同的，说明清朝实际上是几个不同文化传统拼合的国家，清朝帝王兼具几种不同的文化身份。

而这一问题恰恰也是葛兆光先生研究边疆与中心问题时关注的重点，我们下面根据葛兆光先生接受《明报》专访，整理了一些观点：

……

过去有关帝国这个观念很清楚，有学者说，历史上有三种帝国：一种就是古罗马，一种是中国的汉唐，一种是大食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式的。不管哪个帝国，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1）疆域是没有边界的；（2）帝国内部有着异质性，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政策、不同的管理方式；（3）第三当然是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这三点过去都是非常清晰的，几乎是标准教科书的定义。现在不明确了，主要是因为1990年代之后出现了对帝国再定义的学术潮流。这个潮流的出现，其实，目的不是对历史上的帝国重新定义，而是在考虑怎么把美国对于世界的控制解释成“帝国”。在这样新的定义中，一个帝国可能疆域有限，但是手伸到无边，这是“美帝国主义”对吧。这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下，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要进行批判的理论潮流。

……

（具体说到中国）

我们不得不回应国际学界的讨论，现在，国内外学界对于“汉化”啊、“殖民”啊、“帝国”啊，吵得很激烈，尤其是研究蒙元史和清史的学者。因为研究这两个时段的历史学者，更得正视这些问题。尤其是国外的学者，他们百无禁忌，又不会秉持“汉族中国”立场，所以比国内学者更容易对传统历史观念挑战，他们自认为这方面很有心得，特别是在全球史立场上讨论中国历史，他们更容易接受一些来自后现代、后殖民的理论，把它们用进历史研究来。其中，蒙古时代史和大清帝国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在国际上影响也比较大。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没有一种很好的、比较理性的回应，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他们的问题背后，刚好就涉及到我们现在讨论到的五大问题：疆域、族群、宗教、国家和认同，我们没有理由采取回避，或者根本拒绝的态度。

……

其实，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当然是有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的，大家都了解，现在中国崛起了，很多人面对中国崛起觉得很兴奋，但是却不看看中国崛起面临的很多困境。现在的中国，内部有着族群认同的问题：新疆、西藏、台湾、香港，怎么才能让“多元”真的变成“一体”？“多元一体”这个提法，说一说就能解决问题了？“多元”是现实，“一体”还没成功呢，仍需努力啊。如果已经“一元”了，那么也就没有这个认同问题了，大家都其乐融融了。那么外部呢？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周边哪些国家是中国的朋友？怎样邻居建立起信任的、友好的、和睦的关系？

……

我们可以说，中国有现代国家的形式，但是后面又拖着长长的帝国影子。

因此，现在对于帝国的定义有了变化。但无论它有多少延伸、发挥、改造，但我们刚才讲的那三个定义基本上还是可以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现在还残存了帝国的痕迹。……比如说，中国内部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区域内采取不同的制度，同样是依靠中央的强有力的控制。但是，按照主流的某种解释，中国也是民族国家啊，是中华民族的国家。

总结葛先生的观点：

1 古代中华帝国虽然和罗马、大食帝国不同，但内部也存在异质性。

2 清王朝仍然延续或者说扩大了中华帝国原有的内部异质性、多元性。

3 多元性还延续到中国的今天。

4 今天对历史上帝国模式的讨论兴趣，主要是由于美国这一帝国形态的出现。

下面博雅君尝试比较评述两位学者的观点：

1 古代的中华帝国政治和文化上到底是否存在强烈的异质性呢，牟复礼认为否，葛兆光认为是。

从牟复礼的观点看中国历史，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中华王朝最核心的版图早在秦朝就奠定了，此后漫长的时间里，直到清朝以前，向外扩展的速度非常缓慢，与之相比西方帝国，往往在一两百年之内就可以将军事征服扩展到极限。中华帝国的这种缓慢扩张，一定是基于某种帝国内部的同质性，可能是农业文明不能在周边地区顺利生根，也可能是语言、宗教问题的不认同等等。

如果从葛兆光的观点看中国历史，我们又可以发现，即便是在汉、唐、宋、明这些最正宗的汉族帝国，内部也的确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比方说汉唐在西北地区也实行的是军事征服，明朝在云贵地区实行的土司管理。

所以到底是先征服在教化，还是先教化再征服，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 葛认为大清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性最明显，最具“国际性”的帝国。但其实，在世界进入近代之后，大清帝国并非特例，把眼光放到全世界，我们看到西方帝国也进入了一个快速扩张的时期，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迅速成为世界性帝国。这些帝国不但进行军事征服，还对当地社会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全方位重构，可以说既是征服、也是教化。大英帝国虽然在20世纪解体，但留下的文化遗产、制度遗产，清晰地塑造了原来的殖民地社会，教化之深，绝不亚于历代华夏王朝对周边的作用。

3 葛认为中国的现实是多元，但最后要走向一体，不过目前这个一体的进程还没有最终完成，而且葛也没有界说是哪种意义上的“一体”。比较东西方今天的形势，中国继承了大清帝国绝大部分版图遗产，甚至是一些政治治理方式方面的遗产，也就是葛所说的“帝国的影子”。如何真正实现一体呢？恐怕又回到牟复礼所说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方面，历史证明，似乎只有形成这种认同，中国的版图才能维持稳定和牢固，而这个工作以前两千年都没有彻底解决，今天凭借技术的社会重构，或许带来了新的机遇。

但是当中国还在解决认同的时候，大英帝国的继承者美国，已经进化成了一种新的帝国形态。“美帝国”不但用它的民主、自由这套文化在“教化”全世界，同时还在用绝对优势的军事手段征服全世界。但是美帝国的军事征服，要比以前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更为进化，它不采取直接占领的方式，而是依靠全球快速投送兵力的能力，进行威慑和控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展版图，而是建立和维护一种经济秩序，在这一秩序里，美国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使其人民生活的更好，使其富人积累更多的财富。

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互为表里，同时又能够在文化上得到合法性辩护，任何对抗美国霸权的国际力量都有可能在文化上失去合法性，贴上反民主、反自由的标签。于是美国人理解的民主、自由、正义就成了具有普适性的、排他性的。

但如今，形势又发生了转变的迹象。美国的新总统强调“US first”，公开地撕碎了美国价值观的一体性、同质性，强调美国人民的利益和西方世界以及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差异性，强调美国人民内部底层人民和精英分子之间利益的差异性。

而中国在处理“一体化”问题的时候，如何处理中国内部族群的认同时，应该联系目前的国际形势，不能只在自己的历史传统里考虑问题，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实际上，内部的国家认同已经和外部的国家之间的认同联系起来了，虽然一带一路还只是在美国建立的全球秩序的坚冰上破了一角，但如何避免漫长的“帝国”思维的阻碍，解决内外两方面的认同，仍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推荐阅读

《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美〕牟复礼著

王重阳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购买此书

北大博雅好书

博识雅行学知天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

微信号：boya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