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此亦天主，彼亦天主：不同修道会活动的长期影响近些年来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188 篇推送

16世纪天主教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些年来，经济学家对于宗教及其影响的研究兴趣持续增加。从检验马克思-韦伯的“新教假说”到分析宗教对于经济发展、个人幸福的影响，相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即便是同一宗教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教派、教会。这种内部的不同会有怎样的长期影响呢？以16世纪天主教教会在墨西哥的传播为例，伦敦政经学院的Maria Waldinger于2017年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的论文讨论了这一问题。

不一样的天主教

在美洲发现之后，西班牙人迅疾开始了对北美洲的征服。而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也伴随着殖民者的征服来到了这片古老的土地。1524年，西班牙殖民军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后的第三年，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了现在墨西哥所管辖的中美洲地区。纵观历史，在墨西哥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天主教修会。虽然同被称为天主教，但其中仍有区别，而这种区别为接下来一系列的差异影响埋下了伏笔。

图1：天主教两大修会在墨西哥的分布

首先到来的是托钵修会（Mendicant orders）。1524年，托钵修会来到墨西哥，并最终在那里建立了942个布道所。托钵修会成立于十三世纪。最初成立这一组织的修士十分反感天主教传统的富足而颓废的生活方式，认为天主教修士应该保持贫穷的生活状态。因为贫穷使得修士不受约束，能够更自由地进行修道、传教等活动。同时，这一修会也有很强的平等主义色彩——他们会选举产生一个带有平等主义性质的组织机构，并会选举一些修士来监督领导机构和教众的行为，以防不当行为的发生。

这种追求贫穷和平等的文化渊源，使得踏上美洲大陆的托钵修士对北美原住民简单的生活产生了憧憬甚至浪漫化的想象。他们一开始认为，贫穷简单的原住民文化未被金钱与贪婪所腐蚀，因此比西班牙传统文化要优越得多。即便在这种“和谐景象”被征服与反抗所打破之后，他们仍然坚持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平等。特别是，他们认为两者有着同等的教育权。因此，托钵修会为当地人修建学校，甚至通过纪实文学为原住民的权利呐喊。

随后而来的耶稣修会（耶稣会，Jesuit order）则有着十分不同的宗教文化。1571年，耶稣修会也来到了墨西哥，并最终建立了203个布道所。耶稣修会成立于新教改革后不久的1540年，直接听命于罗马教皇，目的在于维护罗马教廷在欧洲的权势。他们并不像托钵修会那样保持清贫。他们认为保持财富是为教会利益服务的重要手段。

因此，来到美洲后，他们成为了墨西哥重要的土地所有者。同时，因为耶稣修会的成员许多受过优良的高等教育，有着广泛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他们有着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耶稣修会同样在墨西哥新办教育，但是他们仅仅为殖民精英提供教育，并通过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确立天主教在墨西哥的影响。至于原住民，耶稣修会缺乏相应的关注，这就与托钵修会产生了鲜明的反差。

图2：两大教派建立布道所的时间趋势

对教育的长期影响

在介绍了两大修会的不同文化渊源与行为方式之后，作者关心的是，这两种修会的不同是否产生了不同的长期影响。通过收集历史上修道所的分布和现代教育水平的数据，作者应用计量模型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如表1所示，作者将两个修会视作一个整体，首先检验了历史上所有的天主教布道所对于现代教育是否有整体的影响。结果显示，这种影响确实是显著的——历史上天主教布道所越多的地方，其居民受教育年限、识字率、中学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都要更高。在控制了地理差异、气候差异、前西班牙统治时期（阿兹特克帝国时代）的政经状况等因素之后，这一关系仍然十分显著。

表1：天主教对教育的整体影响

紧接着，作者又将托钵修会和耶稣修会加以区别，将它们同时放入回归方程，分别检验了它们的作用。如表2所示，两者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原住民教育十分重视、强调平等教育权利的托钵修会，其历史上建立布道所越多的地区，当地的现代教育水平就越高；而对于维护少数殖民精英教育权利的耶稣修会，其建立的布道所并没有对现代教育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个别教育指标甚至有负面的影响。

表2：两大修会的不同影响

不过，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内生性。有可能托钵修会的传教士更倾向于去原本教育水平更高、或更有利于教育发展的地区建立布道所。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前文的检验就是不可靠的。对此，作者阐释道，传教士的布道是随机的，并没有预先选择相应的地点。对于西班牙征服者而言，原始的墨西哥是一片未被探索和了解的土地。传教士往往从墨西哥城出发，选择一个大致的方向进行探索和传教。因为对于未探索区域缺乏了解，这一方向的选择完全是随机的，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各个修会后续的探索和传教，往往就延续最初几个传教士随机选择的方向继续下去。

根据这一思路，作者用每个教派建立最早的十个布道所所在的方向作为工具变量来预测后续布道所的分布。这一工具变量估计法给出的结果与之前的估计一致，证实了之前估计的可靠性。

图3：根据最初探索路径而分布的布道所

这篇文章将宗教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到了教会、修会的层面，从而提供了更多有用和有意思的信息。应该说，这一思路也提示后续的研究：应该提供更多的细节、更严谨的检验，才能将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得更加精致。

文章来源：Waldinger, M. The long-run effects of missionary orders in Mexi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7, 127, 35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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