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从《论语》看那些遗失的哲学洞见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以下是我根据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成书年代大抵在战国初期，总计二十卷，一万一千七百零五字。论，为论纂之义;语，为话语。《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是儒家最为基本的经典著作，为汉语文学树立了典范性，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内最为重要的基础性文献。东方的这一部《论语》，比之于西方世界，涵盖了《圣经》与《理想国》两部巨著的重量。

在经历秦始皇焚书的一场文化浩劫之后，《论语》的版本，在汉初主要包括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三个版本，西汉末年经张禹之手又有了张侯论。大抵出于孔壁的古文版本已经亡佚，今日我们所见的版本，应是最为接近张侯论，经东汉郑玄编校后所定下的版本。这经历了汉代儒生簒乱并由政客成本的《论语》，其去本原应已有别，然而我们今天能够企及的，似乎也便无奈只有这一文本了。

在历代围绕《论语》注疏解释的作品中，郑玄、何晏、朱熹、刘宝楠是无法避过的几位人物。单从孔儒学说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孔丘而后，儒学近亡。秦的毁弃是为直接的打击，汉代的伪饰簒乱、变换更立或许是更为恶劣的一笔。就以上四位有影响注译者个人而言，郑玄顺应着有汉以来的思想潮流，变儒学为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学说;何晏并途儒道两边，将儒学思想揉入道家观念，实际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倒退;朱熹的天理人欲观念更可以说是早已掀翻了孔学的立学基础，大可束之高阁;刘宝楠作为清季思想桎梏下的学人，想必难有真言而出，所做唯文字考究功夫罢了。至于今日，钱穆、李泽厚、南怀瑾、杨伯峻等大家对于《论语》的阐发，或可对于我们理解这部作品，予些有价值的裨益。

所以，若要识清孔圣所谓儒学与后世所谓儒术的道之迥异，乃当着力于春秋之际觅寻而得。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孔丘其人，二是孔丘其学术。孔丘，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字仲尼，鲁国陬邑(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孔丘祖上是宋国王室，因变故迁居鲁国。其父孔纥为陬邑地方的行政长官，其母名叫颜徵在。孔丘出生时，孔纥已70岁，颜徵在18岁。至于孔丘为野合之子的说法，则属对春秋时期社会风气知之甚少的现代解读。其时，贞操观念虽已形成，但尚不严密，春季男女的交合之礼，乃是先民繁衍的正常活动，并非牵涉道德舆论之事资。孔丘出生后不久孔纥去世，孔家便渐趋衰落。孔丘17岁时，颜徵在也因操劳过度而亡。因而，孔丘曾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青年时期的孔丘，管理过粮仓和牲畜，或许还从事过一些其他比较繁杂的劳务。应该说，这些经历，使孔子形成了注重实践和操作的务实精神和科学精神。

至于孔丘其学术，主要的来源于两个方面。根据熊十力先生的阐发，这两个方面一是古圣贤王的政治教化，此为实用方面;一是伏羲八卦的朴素辩证法，此为哲理方面。而根据《论语述而》中“信而好古”、“五十以学易”等来看，孔子早年应是专精实用方面的。孔子的思想，大致是先通过“明于庶务”，进而“察于人伦”，并最终落脚于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构架和规划。孔子思想的核心，该是“仁”、“礼”二字，“义”、“乐”则作为合理有益的补充，不可偏废。至于平常所言的纲常观念，是孔丘思想绝无的因素，而纯粹为曾参、孟轲等后学所错误发展出的。这又是一大新的可资探讨的问题，此处姑不赘言。以孔子思想为源头，后世学人或以其中一端为引申，或变换其中一端为侧重，而有道、墨、法、名、农等百家争鸣，实则皆出于孔子，而有各自之不足与倒退。此源流脉络，熊十力于《原儒》中明白探求，条分缕析，透彻之至。至于道家伪造孔丘问学与老聃的虚妄传说，由此看来，反倒是学术位置争议的欲盖弥彰之举了，不足为意。

单从《论语》而言，其思想体系，固不若《诗》、《书》、《礼》、《易》、《乐》、《春秋》一般严密周整，不过，也正是在这种所谓零散的生活片段和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窥见圣夫子思想的大略和概观，而可做到避免失之一隅，以偏概全。《论语》文本之中，全文谈“礼”之处达74次之多。简单的讲，“礼”的观念，就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概念，是一种对外指向的道德习俗，用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改造社会人本初的原生态个人存在。这里非但没有任何封建礼法成分，而反倒恰恰相反。《论语八脩》有“君使臣以礼”这样的表述，或者更深入的讲，只是孔子内心人性鲜活表现的一种文明表达。在礼的框架内定义行为，人于是在社会行为中成为一个礼仪性的存在。这种“礼”的观念，实际上是孔子对于春秋时代无序混乱的公共环境的一种反应，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社会理想的凝练描述，是孔子哲学世界的基础元素。乐，则是圣人对礼的补充性表达，《论语》文本中谈及22次。《乐记》中“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一言以蔽之的切当表述了“礼”、“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此，个人在社会中形成有组织的人格，来使与他人的动态关系得以顺利运作。

“礼”、“乐”而后，下及“仁”、“义”。“礼”是基础，“仁”则是基础而上架构的孔丘思想核心。孔子将外在社会秩序的理念提升至精神维度，由公共的外在的内化为个人修为的理论，衍生出“仁义”观念。“仁”在《论语》文本中谈及竟达109次，核心程度可见一斑。简而言之，“仁”即是在“礼”中塑造自我。这一论断，真正彰显了孔丘在人生经历中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这是孔子观念中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对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权衡，是实现自我到实现社会最终创造社会的经典过程的极致诠释。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仁”即是爱，“天地万物同体之爱，仁也”。“仁”外有“义”，是圣人之至高明处。若只有“仁”，便与墨家所言之“兼爱”无异，而流于近愚之道。孔子有“义”理，在《论语》中24次出现，“义者宜也”，“合理的爱”是其内涵。如此，则可变“以德报怨”为“以直报怨”，则对于不宜爱者，可讨、可退、可贬。这又再一次的印证，本真的孔丘儒家思想，与封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是全无瓜葛的。

总体而言，在《论语》中，我们能够窥见孔丘思想的一些基本思路，为进一步认识孔子和中国传统抓住一把钥匙，厘清一些头绪。《论语》一书之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其缘故大体于是。“乐本和，仁也;礼主序，义也”，孔子在自我的哲学思考中，熔铸出君子的卓卓形象，蔚然于世。他的哲学，集神圣性、开放性、原创性、普遍性和历史性于一体，盈溢着对社会群体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探索着人性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化革新者，也是一位孤独的思想家。秦汉以后，以《论语》为代表的真正的儒家思想，随着历史权谋的残酷演进，成为了我们民族一份“遗失的美好”，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不禁凄然、怆惶、遗憾、惋惜，同时也还为能够捡拾到一些有益的碎片而得到些许伤痕而外的安慰罢。一切，正如美国哲学学会会长的芬格莱特在《孔子：即凡而圣》中所讲的那样：“当一些敌对的思想流派的观点浸染了孔子的学说时，《论语》或至少其更为真实的“内核”中的那种哲学洞见，便很快就模糊不清了。”

愿我们有一天能够重逢这份遗失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