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彤 | 再论两种地方性知识 —现代科学与本土自然知识地方性本性自2007 年我发表《两种地方性知识—兼

作者吴彤（清华大学教授）

责编许嘉芩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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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 年我发表《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1］讨论了人类学领域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与科学实践哲学领域里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之差异后，人们对于科学实践哲学所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理解了科学实践哲学里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其实讨论的是知识的本性特性，而不是知识的种类特性。科学实践哲学并不承认知识本身有地方性与普遍性之分。在其本性上，包括西方的科学知识也是地方性的。于是这引起了新的问题：现代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本土知识的地方性尽管都是地方性，但是其知识扩展的程度、发展的方式却是极其不同的，为什么都是地方性知识，却有完全不同的命运？既然都是地方性知识，就必定需要讨论两种知识的地方性何以成立的条件及其区别。随着现代科学越来越被资本所利用，知识与权力结合越来越紧密，知识价值论的意义也有诸多的问题需要厘清。

本文将就两种知识的地方性条件和我们将提倡何种地方性知识，需要对何种地方性知识给予批判和警惕等问题作出讨论，特别是对现代科学的地方性本性做出讨论，以就教于学界。

1现代科学的地方性本性

人们常常把非西方的本土知识等认为是地方性知识，而把西方发展起来的如现代科学知识称为普遍性知识。其最为重要的理由是说，科学定律是普遍适用的，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现代科学知识并不是普遍性知识，它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卡特赖特在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意义上说过，“我反对无条件的、在范围上不受限制的定律”［2］。拉图尔的一个类比在这里也很有帮助：当人们说“知识”普遍为真的时候，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知识就像铁路，在世界上随处可见，但里程有限。说火车头可以在狭窄而造价高昂的铁轨之外运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魔法师却力图用“普遍规律”迷惑我们，他们说，这些规律哪怕在没有铁路网的灰色地带也是有效的。［3］现代科学之所以那么成功地看上去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主要是依赖于三条基本条件：第一，反事实条件和其他情况均同条件的构造（实验室或星空条件）；第二，数理形式化的建立；第三，实验室化（即在实验室里构造反事实条件，使之得以实现）。这三条其实就是现代科学的地方性本性的一种诉求。

这三条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不是完全互相独立的；反事实条件和其他情况均同条件需要数理形式化，数理形式化需要反事实条件和其他情况均同条件。但是，两者也并非完全一样。反事实条件，是以“如果……那么”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以一种类似虚拟条件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对于现实情况的限制和抽象，是指实质条件可能并不存在，而如果可以出现违反现实的事实实质条件，那么某种后果就可以呈现出来。而数理形式化，则通常指在满足反事实和其他情况均同条件的情况下构造出来的数理形式化因果联系，如科学定律。

例如，以落体为例：在现实状态下，一片树叶在秋风中下落，并不是如自由落体定律所陈述的那样在真空中自由下落。在空气中，在各种因素不可剥离的自然条件下，一片树叶是飘飘然下落的。现在我们看，一片树叶如何可以按照现代科学说明是完全不受任何其他影响而完全笔直地自由下落的。

运用科学，可以这样论证，我们先假定回到伽利略时代，我们该怎么证明树叶是自由下落的呢？首先我们可以在假想中排除空气，如果没有空气，树叶应该自由下落。所以，反事实条件是第一必要的条件。现在再看第二条件数理形式化的作用，当然，我们在伽利略时代要以树叶下落构造其数理形式化公式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伽利略很清楚，介质是阻碍物体运动的力量［4］，为了冲淡重力作用，他选择实验的物体是比较光滑和阻力最小的球形重物体。伽利略很聪明，他用小球在斜面上的滑落构造了自由落体的数理形式化公式。伽利略通过假想斜面足够光滑，假想上面的小球在其滑落时不受到摩擦力的阻碍，然后加大斜面的倾角，直至90°，假想使得滑落的小球可以脱离斜面变为自由落体，而完成了理想化“实验”（请记住，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事实”，是反事实条件）。这个过程已经运用了前面我们所说的两个条件：第一，反事实条件的构造；第二，自由落体定律的建立。这是一条数理形式化的定律（第二个条件：数理形式化条件）：

伽利略指出，“重物体……，总之，这等于说，物体从静止开始所经过的距离，同经过这段距离所需要的时间的平方成比例。也可以说，经过的距离与时间的平方成比例”。很明显，这里伽利略已经获得了公式（1）的思想，尽管那时还没有代数表达。伽利略并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真空存在，那么落体会按照此定律下落。在那个时代，他在叙述这一结论时，是以重物体避开了类似像树叶（轻物体且形状不规则）这种受到现实事实实质条件制约比较大的情况的。重物体在空气中下落，相比一片树叶而言，由于其受到的空气阻力相比本身重量而言较小，因而可以近似地排除掉空气阻力的阻碍。把它推至极端，则可以获得反事实的真空条件。现实中并没有真空（除非在地球外，卡特赖特指出了反事实条件可以适用的地方，也包括星空与实验室），但是如果真空存在，那么，在真空中的落体就可以按照自由落体定律所陈述的样态下落。现代科学首先通过各种抽象（也包括观察现实条件），把现实条件在思维的逻辑上加以排除。这也是思想实验之所以受到重视的原因。现在再来看第三个条件的作用和影响，即实验室条件。实验室如何实现现代科学知识的反事实条件呢？我们仍然以树叶的下落为例。我们知道，科学家发明了某种“真空管”实验演示装置，把树叶与小铁球都放置在真空管的一端，迅速倒置真空管，让树叶与小铁球处于真空管的上部，这时就可以看到小铁球与树叶从真空管的上部下落，并同时到达真空管的底部。由此实验演示可以知道，原本是反事实条件，通过实验室则可以把这种实验室里的结果呈现出来。尽管这不是自然事实，而是实验室技术呈现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反事实反的是自然事实，而不是技术或实验室事实。实验室恰好可以制造反自然事实的事实，即实验室事实，也可以称为“人工事实”。因此，科学是通过技术手段而建立的实验和实验室里的人工条件下的事实，达到了反事实条件。自然界不存在其他情况均同条件，正如一位名人所说，自然界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这个科学史的历程告诉我们，事实有多种，一种是自然的现象事实。

比如，在自然条件下，树叶的非自由落体意义的自由飘落；另一种是人工建构的事实，它只能在其成立的人工条件下呈现。比如，真空管中的自由落体的事实，这就是科学事实。通过真空的实验室装置，我们实现了反事实条件，但我们却在语言上把它称为理想条件，于是我们被“蒙蔽”，以为自然只是一种各种条件、因果关系的杂合体，只要我们剥离了其他条件，我们就可以达到“理想”条件，“理想”的自然才是真实的自然，杂合的自然只是现象，是假象的自然。这岂非咄咄怪事！难道我们一直生活在假象中！事实上，杂合的自然才是真实的自然。换言之，经过科学熏陶，或叫科学规训，我们对于科学事实，把它称为事实，而把自然事实，却称为现象。认为现象背后，才是真实的事实，亦即自然事实都是假象，只有科学事实才是真实的事实。这当然是有问题的。

卡特赖特对于现代科学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本性有深刻的认识。在《斑杂的世界：科学的边界研究》里，卡特赖特认为科学是一种建立在其他情况均同条件下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活动，并且在其他情况均同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把实验室搬来搬去”而扩展到全世界。

其实，现代科学自牛顿时代以来，一直就是以一种反事实条件（反自然的方式）的方式，形成单一因素条件，即形成其他情况均同条件，然后通过创造人工实验室来构造出极为纯粹的条件，才能有所谓的今日科学。

卡特赖特深刻地揭示了反事实条件如何才能成立。反事实条件在什么境况下可以真实存在？卡特赖特认为只可能在两种情况中可以实现。第一，似律的条件在星空中可能近似存在。例如，无较大的多个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就可以计算和推论两个星体之间的距离和相互作用力的大小。

第二，在人工模拟自然的实验室中通过可控条件建立起来每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如卡特赖特所说，“有时候，适用于一个定律的组分安排与设定是自然发生的，如在行星系中；更为经常的是它们由我们控制所得到，如在实验室实验中。但在任何情形中，得到一个自然定律都需要我称之为律则机器的东西”。卡特赖特把现代科学成立的地方性条件称为律则机器。

那么，科学改造我们身边的世界所获得的惊人成功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成功不是论证了那些基于这些事业计划的定律必定为真吗？卡特赖特借助社会建构论者的研究指出，这些时候建构论者很快就指出，成功是非常严格地局限在卡特赖特曾提及的领域—我们创造的世界，而非我们发现的世界。“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如行星系，我们对物理学定律最漂亮、最准确的运用，都是在现代实验室中那些完全人为的、精确限定的环境里。”卡特赖特说：“社会建构论者指出，即使当物理学家去掌握更大的世界时……［第一］他们也不是把他们在实验室建立的定律试图运用到实验室外，而是把整个实验室作为微缩模型运用于外。［第二］他们建构那种完全在他们掌控下的有限定的小环境。然后他们把它们包在很厚的套子里，以至于没有什么可以干扰里面的秩序；正是这些科学所嵌入的封闭的盒子，它们一个嵌套着另一个，进而嵌入世界，它所带来的显著效应，令我们如此印象深刻。” 因此，实验室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实验室，现代科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有时，我们也把物理学带到实验室外。而这时，屏蔽甚至就变得更加重要。按照卡特赖特的说法，SQUID 能够精确测量磁脉动，从而帮助发现脑卒中。但为了实施这些测试，医院必须有个赫兹盒—一个小的完全金属的空间来从环境中隔离磁场。［5］

反过来看，可以在逻辑上说，科学研究的不是真实的自然，而是被抽象了的自然，是抽空了的自然，是改造为人工物的自然，是反事实条件成立条件下的“自然”。自然如若是自然的，就必不是反事实条件的。因此，这种人们以为研究的自然，实际上是人工物的“自然”。是卡林· 诺尔- 塞蒂娜所说的，通过实验室，科学家把自然带回家的那种自然。“实验室科学可以把对象带回‘家’，并在实验室中‘以自己的方式’来操作它们。”［6］

我们总结以上，现代科学知识有三个地方性本性的条件：第一，反事实和其他情况均同条件；第二，数理形式化条件；第三，实验室条件。这三个条件的建构，使得现代科学可以把复杂的自然现象反转为只去探究其中某种因果关联的事物，抽象为形式化的表征物，并且通过实验室理想化地实验处理这种被表征出来的标志物。然后，这三个条件再加上现代科学制度规训的建立，使得在制度上保证了现代科学研究物可以被其他同行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在全世界所有地方，只要你把这个实验得以成立的条件再次表征出来，也就是，再在此地建立原来的实验室（即卡特赖特所说把实验室搬来搬去），就一定会保证在A 实验室建立的知识、定律和发现，在B 实验室也一定会呈现出来。于是现代科学表现得就像是一种普遍性知识了。其实，现代科学就是这样扩张的。现代科学的地方性本性的三个条件保证了它在认识论上可以这样扩张；现代科学的规训与制度则保证了它可以在社会学意义上扩张为统治全球的普遍化知识。

2本土知识的地方性本性

大部分非西方的本土知识，如中医学知识、民族植物学知识、哈尼族梯田耕作知识，其地方性本性，是一种与自然地域空间、时间和知识掌握者本身相关，而不能脱离这些具体情境的知识。依照上面所论，我们把本土性的地方性知识条件与现代科学的地方性本性条件做一对比。第一，本土知识一般都具有事实条件约束，即与本土知识所处的地理、人文和其他局域条件密切相关，受不可脱离的条件约束；第二，不具备数理形式化条件；第三，不具备实验室条件。一种地方性知识很难搬运到另一地去实施。例如，中国哈尼族梯田耕作知识，很难运用到中国东北地区。又如，中医药知识，某一药方，其内需要的某种药物，如红景天，中医可能要求必须是西藏的，而不是四川的或青海的。某种药物的服用时间，可能要求是早晨、中午或晚上，而且服用的剂量也是有区别的，再进一步，随着治疗的历程，药物中的量可能有所增减，种类也许会有变化。总之，我们在这些本土知识的发现、运用和陈述方面，找不到卡特赖特所说的律则机器的影子。

也许有从事民族植物学的科学家会反驳我的论述：民族植物学不是也可以运用实验室来测试、检验其民族植物的分子成分与结构、化学成分与功能吗？没错，但是，在现代的民族植物学实验室里，对民族植物的化学成分、分子结构的检测，是现代科学的检测，这里得到的某种民族植物的分子结构、功能和化学成分，已经不是民族植物学知识本身了。举例来说，一株在某地的植物，当地居民以它来治疗某种妇女疾病，她们把植物的全株洗净，然后放在水里煮，煮到一定时候，用这水去洗涤身体，有一定的疗效。我们的民族植物学家到当地调查，发现了这一现象。找到了这一植物，并把它带到实验室里进行检验、分析，发现它其中包含某种碱类分子和化学成分。而这种碱类化学成分被证明对于妇女疾病是有疗效的。民族植物学家进一步分析，植物全株并不都具有碱类含量，只有根部含有此类。那么，是不是以后的妇女煮此植物时，就可以放弃全株煮水，而只采集根部煮水了呢？采取对照组的实验证明，煮全株的疗效明显好于只煮根部的疗效。这证明了什么？证明民族植物学的本土知识比科学对于该植物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还多出一些，反之，现代科学对于植物的分子结构和化学成分的分析也是多出类似民族植物学知识的部分。

最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是中医药知识的运用。运用中医药方剂时，中医常常讲求“君臣佐使”来配伍中医药方剂，这是中医方剂配伍组成的基本原则。

《素问·至真要大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7］，“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二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7］。组成方剂的药物可按其在方剂中所起的作用分为君药、臣药、佐药、使药，称之为君、臣、佐、使。君指方剂中针对主症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指辅助君药治疗主症，或主要治疗兼证的药物；佐指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使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

以治疗伤寒表证的麻黄汤为例，《伤寒论》中“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方”的“麻黄汤”组成如下：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甘草一两（炙），杏仁七十个（去皮尖）。上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其中，麻黄发汗解表为君药，桂枝助麻黄发汗解表为臣药，杏仁助麻黄平喘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一方之中，君药必不可缺，而臣、佐、使三药则可酌情配置。

中医君臣佐使是极具地方性本性的开药原则，它需要考虑病患的身体主症、年龄、身体状况、性别差异、工作情况、饮食习惯、地域条件和气候变化等。中医君臣佐使开药是针对个体的身体的，它无法脱离这个被诊疗的个体本身。假如这个个体患了西医所说的“感冒”，西医会给他具有普遍化特征的药物（如“快克”）或其他药物，这种药物针对的是疾病本身，如病毒或细菌，因此可以去身体化。西医的“快克”中诊疗这个个体患的感冒、祛除他（她）体内病毒的同时，也会给他（她）带来浑身发软等治疗过度的症状。而中医君臣佐使在诊疗病患时，则下力气在调理病患本身的身体健康。就每一个病患的个体性而言，它的确无法去地方性。

类似地，如若西医来看这味中药，则可能进行提纯分析，假如君为主药，那么麻黄汤里的麻黄就应该进行分析，提纯中间所含的化学成分，进行药理和毒性分析。其中主要成分为麻黄碱，有发汗、利尿、平喘、抗炎、抗过敏和抗病毒等作用。西医提纯，就不再需要把桂枝、甘草和杏仁加入药物中了。

我们当然可以按照西医学的方式作出提纯，制成药剂。例如，麻黄碱苯海拉明片，就属西药类片剂，它可以用于治疗支气管哮喘、咳嗽、荨麻疹、花粉症（又称枯草热）和过敏性鼻炎等。这样，它也可以标准化、普遍化，成为脱离个体而成为治疗某类疾病的药剂。提纯和复方后，其药性毒理也很大。盐酸麻黄碱和盐酸苯海拉明的复方制剂，其中，盐酸麻黄碱可直接激动肾上腺素受体，也可通过促使肾上腺素能神经末梢释放去甲肾上腺素而间接激动肾上腺素受体，对α受体和β 受体均有激动作用。可舒张支气管并收缩局部血管，其作用时间较长；加强心肌收缩力，增加心输出量，使静脉回心血量充分；有较肾上腺素更强的兴奋中枢神经作用。而盐酸苯海拉明有：

①抗组胺作用，可与组织中释放出来的组胺竞争效应细胞上的H1 受体，从而制止过敏反应；

②对中枢神经活动的抑制引起镇静催眠作用；

③有加强镇咳药的作用。

其副作用有：

①最常见的，可导致滞呆、思睡、注意力不集中、头晕；

②对前列腺肥大者可引起排尿困难；

③大剂量或长期使用可引起震颤、焦虑、失眠、头痛、心悸、心动过速等。而作为麻黄汤则没有这样多和大的毒副作用。其君臣佐使的配伍发挥了作用。

中药中的药方，本身并非不可标准化。例如，《伤寒论》中“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方”的“麻黄汤”组成如下：麻黄三两（去节），桂枝二两（去皮），甘草一两（炙），杏仁七十个（去皮尖）。上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只要我们不管病患的性别和年龄，一律都用此方，不就是标准化的药方吗？然而，中医诊疗时则需要针对具体病患的身体、环境和得病的情境，对此方进行加减和补充其他方剂进行治疗。这就是中医的做法，它不是不可以普遍化，但是普遍化的结果一定会丢掉一些治疗以个体的人为本的东西。

3对两种地方性知识的反思

现代科学的三条地方性本性条件，使得现代科学很容易扩张，只要把实验室从一地搬至另外一地，现代科学知识就可以从其发现之地运用到异地。而本土化的地方性知识却很难做到这点。因此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现代科学知识称为普遍化的知识，而不是普遍性知识。让我们一条一条地分析这三条地方性本性造成的问题。

前文说过，现代科学之所以那么成功地看上去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主要是依赖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反事实条件和其他情况均同条件的构造（实验室或星空条件）；第二，数理形式化的建立；第三，实验室化（即中实验室里构造反事实条件，使之得以实现）。

我们把第一和第二条件综合起来讨论。反事实条件、其他情况均同条件的构造（实验室或星空条件）和数理形式化，形成了西方科学追求的基本条件，甚至这种手段性的条件转变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本身。现代科学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不断进行抽象创新，把天然自然各种因素剥离开来，人工创造条件，反自然事实地形成一些抽象的研究（即所谓的理论研究）。

早期的西方科学家一开始是与世隔绝地在自己的象牙塔里做研究，即便研究是与自然相关的，也会去找最简单的形式去做。这种研究形态，最早造就了科学追求形式化，剔除繁杂因素，简单化研究过程的科学研究方式。这种研究形态进一步强化了追求简单性的研究，而简单性的研究则是一种追求反事实条件的研究。反过来，反事实条件给予简单性研究以支持，两者一拍即合。例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获得是通过行星受到一个向心力的吸引，通过几何化的论证而做出的。这里既没有考虑其他行星的影响，也没有考虑空间的影响（广义相对论影响），正如卡特赖特指出的，星空内行星之间的距离之遥远，造成了可以反（地面）事实的条件：行星之间的距离远大于它们的体积尺寸与质量量纲，这使得可以把行星看成质点（理想化抽象）、可以把其他行星的影响近似忽略不计。所以，星空条件是自然界提供给科学家的一种极为特殊的可以让律则机器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条件。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全简化的万有引力定律也有失效的例子。例如，行星运行中的摄动，其实反映了另外行星在运行到某个行星周边时对该行星运行产生的运行影响，尽管人们以为发现了新行星（如海王星）—这是万有引力定律的新胜利，其实，仔细想想，实际上是科学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失效后产生了新猜测，而后通过观测做出的新发现。

当然，简单化研究是有功绩的，对此谁都不否认。然而，对于自然界的考察，直至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与东方还是一样的，即以自然本身作为一种复杂演化的系统而加以讨论、研究的。b 而后至伽利略，西方才开始从最简单的事物，或最简单的要素开始着手，运用以往希腊时期西方科学就追求形式化的研究传统，开始从简单性和理想化状态入手研究最简单的问题。［8］这样的做法，沿着一点开始深入下去，如同钻井，形成了西方的还原论研究样态，到牛顿，还原论研究获得很大成功，西方的科学则开始逐步建立起这样的研究条件：反事实、其他情况均同，以及数理形式化的追求目标。

至伽利略，更到近代德国大学把实验室建制化，实验室成为近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炼金术士们的实验室转变成为近代科学实验室。实验室造就了近代科学可以转向创造人工世界的条件。实验室实现了反事实条件，实现了其他情况均同条件。实验室把数理形式化的科学变成可以创造人工自然的实践科学。于是科学实践面向人工经验，把天然自然、生活世界逐步改造成为越来越人工化的世界。科学对世界的统治也悄然地、没有宣告式地就开始了。但是随着这种过程的展开，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天然自然的灭亡。我们人类生活的天然自然越来越人工化，我们今日想要找到天然的自然已经是一件非常奢华的事情，如荒野探险。现代科学把世界改造得越来越人工化；现代科学足迹所到之处，那里的世界便开始人工化。现代科学因此成为人类特别是西方控制人工自然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第二个问题是科学越来越成为资本利益获取的帮凶。现代科学知识特别受到资本的推崇与资助。因为资本最具慧眼，它发现“科学是不费资本一分钱的力量”，它更发现，现代科学对世界的人工化作用和普遍化作用，与资本的本性最为一致，最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利润，最与资本必须创造世界市场，必须到处开发世界的基本立场一致。

主要参考文献

［1］吴彤. 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1）：87-94.

［2］卡特赖特. 斑杂的世界：科学的边界研究. 王巍，王娜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3］西斯蒙多. 科学技术学导论. 许为民等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4］伽利略.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周熙良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吴彤. 从卡特赖特的律则机器看科学// 成素梅，张怡，杨小明，等. 转型中的科学哲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08-115.

［6］卡林· 诺尔- 塞蒂娜. 实验室研究// 希拉· 贾撒诺夫等. 科学技术论手册. 盛晓明，孟强，胡娟等译.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7］（清）张志聪集注.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卷八（下）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8］ Benci V. Determinism，Holism，and Complexity. New York，Boston：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2003.

【本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 年第11 期，选自《科学实践与地方性知识》】

▲近年来，科学实践与地方性知识已经成为科学哲学和其他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书从科学实践哲学和人类学两个视角研究了科学实践与地方性知识的各种理论与实践运用问题，比较了科学实践哲学与人类学关于地方性知识的不同理论，特别结合外国与我国本土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设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