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说书人不当史家(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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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和绝大多数的志怪小说一样,张大春的用意也绝非哗一时之宠,或者真的就是对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着什么特别的偏见。一方面,以“顽童”之名蜚声文坛的张大春,借着以假乱真的手段,又一次证明了自己作为说书界最为全能的小说作家的稳固地位;另一方面,张大春当然也有着借古喻今之意,他假意嘲讽古代书商的生财之道,言下之意或许更是为了对当下的出版业置喙一二;他虚构古代官场的任用顶包、古代科场的烂文上位,虽明知同样的案例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复制在如今,却也是为了告知类似的稀奇荒诞仍然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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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毕飞宇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大意是说,小说里的任何叙述,只要技术上成熟,都是绝对合理的。有别于“虚构”和“真实”,我们似乎还应该有着一套关于“存在”和“现实”的概念。也就是说,一切尚未完全实现、具有可能性的存在,事实上都应该被视作现实的一种指向,或者是对现实的寓言,而非绝对的对立状态。这么说来,当我们谈论说书人张大春时,似乎也应该以对待史官的态度来对之肃然起敬;当我们谈论这本《战夏阳》时,也可以像读正史典籍一样地认同和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