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说书人不当史家( 三 )

古时的说书人,还真有点儿像现如今的网络主播,捧的是巧舌如簧的饭碗,靠的就是围观群众的捧场和粉丝们日积月累的流量供应。可张大春这个“擅书法、爱赋诗”,既出得了通识读物 (《认得几个字》)和文学评论(《小说稗类》),又写得出严肃小说(《聆听父亲》)、历史小说(《大唐李白》)和先锋文学(《四喜忧国》)的多栖文人,明摆着就不甘心只做一个简单纯粹的说书艺人。在小说集为首的同名篇目《战夏阳》里,他披着说书人的“夜行衣”,正儿八经地捏造着小说家身份的 “我”和《史记》作者司马迁会面交谈,一场看似相互抬杠的“尬聊”,进行到最后,却抛出了一串严肃而发人深省的问题:史家和小说家谁更可信?小说里的段子和史书里的记述哪个才更加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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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关子卖完,那个藏在幕后把持着话语导向的张大春,还是按捺不住抛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答案:“君非小说家者流,而仆亦非太史令矣”,意思大概就是说,史家真真假假,小说家假假真真,谁都不是谁的倒错,两者相互交叉,当然没有清晰的界限划分了。张大春如释重负地开过宗、明完义,接着,便像是亮出十八般武艺一般,用十余则涉及古代官场和科场的精巧故事,不厌其烦地论证他的中心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