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团体运动可以对抗轻中度抑郁症输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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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球了，教练说说要怎么办。

到2020年，抑郁障碍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

参加团体运动可以对抗轻中度抑郁症

“抑郁障碍患病率高、危害严重，在全球精神疾病负担榜上，抑郁障碍排名第一。到2020年，抑郁障碍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疾病负担。同时，抑郁障碍又是最可能被防治的精神疾病之一，抑郁障碍发病后干预越早，预后越好。”北京医学会抑郁障碍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安定医院院长王刚在第一届抑郁障碍高峰论坛暨首都医体融合抗击抑郁论坛上公布了北京地区抑郁症筛查结果，“目前的治疗最多能减少抑郁障碍所造成疾病负担的1/3，而有效的预防可以降低25%~50%的抑郁障碍发生，是减轻疾病负担的关键。所以应将抑郁障碍干预关口前移，重视早期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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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学会抑郁障碍医学分会供图

筛查率及就诊率低抑郁症科普宣教严重不足

抑郁障碍具有高患病率、高复发率和高致残率的特点。抑郁障碍单次发作至少持续两周以上，常常病程迁延，反复发作，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可造成严重的社会功能损害。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抑郁症患病率约为4.4%，患病人数高达3.22亿人，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首要致残原因。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社会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抑郁症门诊量保持约20%的年增长率。

健康宣教应该贯穿于抑郁障碍疾病防治过程的始终。“但我们在临床发现，抑郁症的治疗率特别低，原来我们认为抑郁症患者大部分有自制力，就诊率应该高，实际不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媒体和医疗资源都相对丰富的城市，抑郁障碍就诊率仅有10%左右，即便看医生，也很少找精神科医生，所以我们分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科普和宣教”。

目前因为科普宣教不足，导致了抑郁障碍的筛查率及就诊率低；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和社区医院等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间的水平参差不齐，导致病情延误，医疗资源极大浪费。因此，开展抑郁情绪状况的筛查，加强民众的健康宣教，就显得十分必要。

北京地区首次进行抑郁症筛查

“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有全国抑郁症筛查日，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也有类似的活动，我们希望在北京也开始做这件事。”王刚表示，有了基本的数据，后面一些针对性的防治方法就可以出来了，基于这样的想法，北京医学会抑郁障碍分会于2017年10月19日~2018年1月15日进行了“北京地区抑郁症筛查”(以下简称“筛查”)。筛查涵盖5所院校、12家医院、5个社区及企业，时间的选择正是抑郁症的高发时段——秋冬季，重点针对学生、孕产妇、老年人、医院就诊患者、企业人员、医护人员等特定人群，筛查的有效样本10539例。本次筛查发现，上述特定人群的抑郁筛查阳性率为9.62%~15.88%，焦虑筛查阳性率为15.25%~26.73%。

在参与此次筛查的大学生中，抑郁筛查阳性者占10.14%，焦虑筛查阳性者占18.08%。“筛查阳性不等于诊断为这个疾病，以国际通用的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为例，筛查为阳性的人最终会有80%的人被诊断为抑郁症。焦虑筛查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在各个人群中，焦虑筛查阳性率总体高于抑郁，抑郁合并焦虑的占6.8%。我国的抑郁症人群里，70%左右同时伴发焦虑。大学生中抑郁焦虑的发生与年级增长呈正相关，刚入学的学生最低，研究生筛查阳性率最高。学业就业压力双高可能是其原因。”王刚说。

美国2013年颁布的诊断和疾病分类标准中，产后抑郁已经被孕产期抑郁替代，说明这一人群在孕期已有可能出现抑郁。在此次筛查的孕产妇人群中，抑郁筛查阳性率为11.33%，焦虑阳性率为23.83%，抑郁合并焦虑的筛查阳性率为7.83%。“几年前，北京市卫计委就让我们提供协助，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孕检项目中，说明孕期、产后都是女性抑郁症较高发的时段。”王刚说。

老年人群中，焦虑筛查阳性率远高于抑郁。“我们把独居老人和与子女老伴共同居住的老人进行了区分，我们精神科临床是建议共同生活的，单独居住的老人是抑郁和痴呆发病的高危因素，但筛查结果显示，独居老人的抑郁筛查阳性率为6.32%，与子女或老伴共同居住的老人抑郁筛查阳性率为11.66%。原因可能是身体状态不佳的老年人更多与子女、老伴一起生活。”王刚说。

在此次筛查的就诊患者人群中，抑郁筛查阳性率为15.88%，焦虑筛查阳性率为26.73%。在各类疾病中，心脑血管病是导致抑郁焦虑的重要原因，心脑血管疾病的抑郁筛查阳性率最高，为21.7%，脑血管疾病患者焦虑筛查阳性率为32.73%。“去年与安贞医院共同调研发现，以冠心病为主诉到安贞医院就诊的患者中，30%根本不是冠心病，而是焦虑和抑郁人群表现出的躯体症状，患者误以为是心脏病，这项调研进行的两个多月中，安贞医院转诊了近300个患者到安定医院。”王刚说。

王刚表示，本次筛查的结果有几点提示：第一，应该认识到抑郁症疾病负担极大，相关症状与患者生存环境密切相关；第二，应防患于未然，对高危人群进行定期筛查——建立筛查机制；第三，需要提高大众对抑郁症的认识，广泛开展科普教育；第四，需建立抑郁症高危人群的综合防治模式，寻求药物、心理治疗之外的医体融合干预方式。

运动对抑郁症进行干预具有明显优势

国际权威研究机构英国国家优化卫生与保健研究所(NICE)发布的指南中指出：“轻、中度抑郁症可在心理治疗之外选择团体运动干预治疗。”通过运动对抑郁症进行干预具有明显的优势：强度和频率一定的运动可以有效改善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可以提高其他治疗的疗效，配合药物治疗时可以明显提高抑郁症状缓解率；改善患者的社会交往、生活质量，提升自尊，提高老年人生活的独立性，减少患者病耻感；能明显增强患者体质；费用低，接受度高，对于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依从性差的患者，增加了新的治疗选择；能预防抑郁症的复发及新发。

北京足协顾问金志扬在论坛现场笑谈自己这次是重大跨界，他认为，对于抑郁症防比治更重要。“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在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培养顽强拼搏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在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我们却忽视了体育的作用。金志扬认为，现阶段我们从发展竞技体育转化为发展群众体育，为什么把足球作为校园体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对孩子们抗挫折能力的培养。“抑郁症很重要的一点是人在挫折面前不知所措，最后变成病态，如果我们对挫折能抗争，有解决的方法和能力，我觉得抑郁症的发病率可能会降低”。

足球运动恰恰可以培养孩子的抗挫折能力，足球比赛有胜有负，5个人、7个人、11个人，他们是一个团体。金志扬现场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碰到几个孩子踢比赛输了，小哥儿几个抱头痛哭，家长也跟着哭。我问孩子们，你们今天怎么了？答，我们输了。我问，输了怎么了？答，我们不高兴。我问，不高兴还要怎么着，饭还吃不吃？孩子们不答。我接着问，今天输了几个球？答，5个。我说，明天太阳出来咱们再跟他们踢一场，还能输5个吗？孩子们喊着回答：不能！我们最多输3个……孩子们的斗志被调动起来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在挫折面前这支小小的足球队要团结起来，一起学习面对困难和挫折。”

独生子女最大的问题是面对困难怎么克服。金志扬认为孩子关系到国家的未来，现在初中的孩子就有因为考试没考好而跳楼的，让人感到特别可惜。“我希望有更多的孩子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学习和锻炼‘今天输了，明天继续干’的抗挫折能力。所以我呼吁医体的融合，个人有了抗争能力，就能够远离抑郁症”。

“运动缺乏症会让人不自信、输不起、情绪不稳定、不快乐。”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郭建军认为，医体融合是抗击抑郁最有效的方式。运动可以改善睡眠、提升自信，增强体能让人获得更多的有效交往，团体运动中大家共同完成任务可以带来成就感和归属感；体育运动提升抗压能力，能让人学会正确面对成功与失败，磨练意志品质。运动可以满足人的三种最基本心理需要：第一，胜任需要，即能力需要；第二，关系需要，即与人交往，归属需要；第三，自主需要，即不被动。“基本心理需要是幸福感的基础。”郭建军说，我们应该重视体育的交流、教育功能，增强它的仪式感，让体育运动给个体带来更多的有效交往。

国内“医体融合”理念首先由体育研究所提出，并率先在冠心病、慢阻肺等人群中建立了完善的运动干预措施，已在基层医院推广使用。在体育锻炼与抑郁症治疗结合方面，北京安定医院与体育研究所已开展小样本针对亚临床抑郁的临床研究，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运动干预疗效好，可接受度高。未来，两家机构将继续开展相关研究，以形成专业的运动指导培训师队伍及针对抑郁症患者制定系统的运动培训课程。采访人员齐征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