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事件的巴迪欧“事件哲学” 真正的哲学不是始于结构的事实

作者：崔晨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内容提要：巴迪欧不仅是事件哲学的代表人，其哲学自身也构成了一个哲学事件。巴迪欧不是事件哲学的创造者，福柯、德里达与德勒兹都曾就事件哲学做过相应的讨论，“事件”的断裂内涵业已确立。但巴迪欧对事件的讨论是与这种断裂思想的再次断裂，他自称为“唯物主义的柏拉图主义”，以建立在现代数学集合论基础上的“多”的本体论为理论平台，以“非存在”的事件的出现颠覆原有世界情势，最后，以事件的极致断裂性为始，而生发出以普遍性为目标，以“事件”为核心的宏大复杂的巴氏真理体系，试图拯救作为普遍性真理系统的哲学。在此意义上，巴迪欧与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立，其哲学本身成为了事件哲学谱系中的一个“哲学事件”。

关键字：巴迪欧事件哲学断裂

“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本身就是当代哲学的一个事件”[1]，齐泽克的此番论断是对巴迪欧哲学的精确评价。“事件”是法国思想谱系乃至于现代哲学思潮中尤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其“事件”的基本特征从其肇事之初就涵盖了关于“断裂”的思想。就此而言巴迪欧思想中的“事件”也并没有逃离这一藩篱。那么，为何齐泽克唯独将巴迪欧的事件哲学称为哲学史上的“事件”，将其视为一种哲学上亢奋突兀的变奏曲插入，判断其中爆发出来的荒蛮之力足以震荡整个哲学发展路径？若想阐明巴迪欧事件哲学的独特性，就要解释巴迪欧是如何跨过前辈思想巨人的肩膀，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为什么巴迪欧的“事件”有如此断裂性的思想迸发力，才能解释其为何是“断裂的断裂”思想，才能说明巴迪欧的哲学为何是哲学史上真正的“事件”。

对“事件”的关注在当代法国思想界是一个共时的现象，不同的哲学家几乎在相差无几的时间段里纷纷对“事件”做出分析，在其中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对“事件”的阐释最有代表性。探究巴迪欧与上述三者关于“事件”的分歧，会让我们初步了解巴迪欧事件思想的“纯粹断裂”或“绝对断裂”的内涵以及巴迪欧事件概念与前巴迪欧事件概念的根本差异。首先让我们将事件思想追溯到福柯。他在早期理论中并没有提出“事件”概念，第一次论述关于事件的文本出现在1978年有关《规训与惩戒》的一次辩论的访谈中[2]，但从此之后福柯便用此概念来回溯性地诠释自己早期的理论。“事件”在福柯那里是作为“事件化”的结果而出现的，“事件化”出现在知识的断裂中，在已有知识的层面上无法解释一个新出现的历史拐点，这就需要以一种全新的知识模式去进行这项任务，正是“事件化”的生成造成了历史理解的断裂。通过对事件的多方面、多维度的描写与分析，福柯将事件从叙述的单一性中拯救出来。“事件”被福柯用来批判以往的认识论，却又仅停留在话语层面上，成为了“批判的武器”。这种不彻底的断裂是与巴迪欧截然相反的，巴迪欧的事件是本体论意义上真实存在的断裂，而不是福柯意义上由历史认识论的断裂造成的主观断裂，巴迪欧与福柯对“事件”的解释差异明显。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解构主义将“事件”作为其击碎结构化布局的利器。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在其名为《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3]一文中，提出“事件”的概念，向结构主义发难。德里达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事件概念，并为“事件”[4]打上了引号，引号本身代表着与周围其他事物或词语的断裂，“事件”也就是承认了非连续性和偶然性的巨大作用，“事件”是突然发生的，它拒绝根据和解释。结构主义是有中心的，这个中心的作用就是要引导、平衡、组织结构，拒绝一切不安稳的“事件” 的发生。德里达用“事件”来击垮这个“中心”、这个逻各斯以及随着这个中心而产生的“存在”与“在场”。但是，德里达同时指出解构不是摧毁，而是建构，解构仍然被包含在结构主义的范式之内。而与之不同的是，巴迪欧的“事件”绝不是在德里达所谓的解构状态中呈现的“无中心的中心”，巴迪欧的事件完全从延异的轨迹中逃了出来，从所有神秘的内部性中撤离了出来。“事件”是绝对的例外状态，是突发，是行动，完全存在于当下的外部之中，因此，事件在德里达意义上仍然与内在结构之间藕断丝连，但在巴迪欧意义上则成为了“断裂的深渊”。

与此同时，德勒兹作为生命哲学的代表，以另外一种方式描述了事件的内涵。在《意义的逻辑》一书中，德勒兹详细阐述了他关于事件的观点：事件就是生成，事件就是意义。在此书中，德勒兹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女主角作为例子，爱丽丝的身体在各种境遇里忽大忽小，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爱丽丝？德勒兹在此提到柏拉图关于事物两种存在方式的观点，一种是静止的存在，一种是动态的存在，但在爱丽丝这里两种存在方式并存，悖论就发生了。斯多葛学派试图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们的观点是将静止之物看成是事物的“实体”，而将动态运动的存在看成是“没有实体性的效果”，这个观点区分了“特质”和“属性”，变化的只有属性而特质不变，由此柏拉图理论的悖论被消解了，变化不是与静止的存在相矛盾，反而是对存在的确认。德勒兹由此引出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力证存在就是生成，当我们说爱丽丝变大变小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事件”，爱丽丝的身体就是由各种事件而“生成”。所以德勒兹认为哲学只有到了斯多葛学派那才真正地思考“事件”问题。“事件”是存在的唯一状

态。“现在”是无法确定的，因为现在只是“过去的现在”和“将要的未来”，事件是逃避现在的，想用什么确定之物来把握现在是徒劳的，“概念”只能是悖论，也没有什么深层的“意义”，不要妄图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本质同样还有“表层”和“深层”，表层就是本质，就是生成，一切原因都直接在“事件”活动本身，深层原因取决于“瞬间”的灵机一动，而这灵机一动就是表面活动的一部分，事件本身就是“意义” 的生成。德勒兹骄傲地自称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探究具体性、创造性和生成性的有效路径。因此对于德勒兹来说，事件是一个无限连续生成性本身，它无关乎生成性中可被分割出的各色“多元”与“多元性”，其凸显的是一种连续性，而非断裂性。但对于巴迪欧而言，事件就是 “纯粹断裂”，是由“非存在”变为“存在”，世界不能只存在过去和将来，“事件”的出现恰恰是现在，让现在成为现在，让潜能变成为现实。如果说德勒兹的事件谈论的是变化的过程性，而巴迪欧的事件则是仅仅强调了变化瞬间的突变性本身。

将巴迪欧与上述三位思想家的“事件”思想进行粗略的比较，可以发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中所蕴含的断裂力量如似荒蛮之力，它虽然也将所有连续的、整体的“一”撕裂开来，但由于这种力量是从本体论的层面上生发出来的，并最终以“多”作为参差不齐的本体论地基，因此其事件哲学最终并不是为了构筑某种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解构，而是试图重建一种新的本体论哲学体系。这是以断裂、偶然以及多样性为基础的哲学重构。这一工作在当代哲学体系中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理解事件，我们还要对巴迪欧思想的问题意识作一说明，这是对其哲学作为哲学事件的一个背景性印证，对宏观把握巴迪欧“事件”也具有奠基作用。“哲学患了病，还可能在走向死亡”[5]，巴迪欧深知哲学的处境。但巴迪欧坚信哲学仍然活着，而且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因为哲学的四个前提还尚在，那就是艺术（诗歌）、政治（现实革命）、数元（现代集合论）和爱（拉康“爱”的理论），真理将会从这其中产生。为挽救哲学，巴迪欧主张回到柏拉图。这与海德格尔将传统西方哲学史视为一部存在的遗忘史的构想相近。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部遗忘的历史肇始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并且认为诗歌才是哲学的原始之思，以此来颠覆走在自柏拉图以来以“数学—理念”理论路数为基准的哲学，因为这种 “理念”造成了当今哲学的盲目性，造成了科学理性对思的压制[6]。巴迪欧并不否定诗歌的地位，但是诗歌在哲学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而数学则是和哲学共生的，数学才是哲学的水之源、木之本，古希腊人正是依托在数学的稳定之上建立了古希腊哲学，其集大成者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巴迪欧自称为“唯物主义[7]的柏拉图主义者”[8]，巴迪欧主张回到柏拉图并不是简单地退回到柏拉图的理念论，而是要将数元的“多”引入本体论。

巴迪欧以数元集合论为根基展开了自己天才的事件哲学构想。巴迪欧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生发出了“存在是多”的思想，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以晦涩的表达作为结论，如果一不是存在，那么就没有存在，即，若存在不是一，那么存在就是无，进一步可以推论出，就算“一”不存在了，“无”还仍然存在，由此看来，“无”是比“一”更为纯粹的存在。但是这个纯粹之无本身又是什么呢？巴迪欧这样解读，无就是不一致的纯粹的“多”，因为纯粹不一致的杂多无法想象与把握，所以杂多就是“无”，“多” 等于“无”。巴迪欧认为康托尔与科恩的现代集合论为把握这种纯粹不一致的“多”提供了可能性。首先，集合论试图把握的是多元之多，“多”的无限，巴迪欧称为情势，是“直接显现出来的所有的多”[9]，情势本身是不可知的，它具有流变性和不稳定性，但是集合论有一个公理性的假设，即集合可以作为一个连贯性而存在，这种连贯性就意味着集合中所有的元素可以找到一些共同性的因素，正是这个共同性的因素将所有的集合元素作为一个大写的“一”而呈现出来，这被称为情势状态，这是一种对情势中不断进行漂浮样态的一种结晶，即情势状态是一种操作性的后果（正是这种操作将“主体”引入整个真理体系），这种主体操作被巴迪欧称为“计数为一”[10]，通过主体的“计数为一”使得情势可以被阅读和理解。经过这番操作，原本不可认识的“多”被某种大“一”显现出来。由于情势状态通过计数为一的操作对情势中元素进行再现，这就是一种结构化的操作，它禁止在它结构化的呈现中出现“一”之外的东西。但是，由于情势本身流变性的活跃力量，总会在情势中出现超出那个大“一”内涵之物，这种绝对的溢出就被称为“事件”（événement）。反应到集合论上，就是子集对集合的溢出，子集不是元素，元素属于（∈）集合，子集被包含于（?）集合，∈与?存在分裂，“包含于”相对于“属于”总存在某种溢出。用巴迪欧经常举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关系，一个桌子上有苹果、香蕉、桔子，还有死青蛙、几块烂泥巴，所有的东西可以组成一个集合，桌子上的东西={苹果、香蕉、桔子、死青蛙、烂泥巴}，其中如若将苹果、香蕉、桔子拿出作为一个元素集合，可以将这个集合命名为水果，但如果将苹果、烂泥巴拿出来作为一个子集时，就无法用一个正常的集合名字来命名这个集合，但这个集合又是真切地存在着的，这个无法命名的名称对于原有的集合来说就是一个溢出，想为这个集合命名势必会改变现有的命名规则，正因为这个集合的出现对于原有集合来说成为一个无法被包容的“无名氏”[11]。

这是对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所作出的一种数理逻辑上的客观描述，随后，我们将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巴迪欧的“事件”逻辑作进一步解释。笔者意将“事件”概念的讨论前伸至海德格尔时期的存在主义概念，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理论体系发掘出更深刻的理论渊源。海德格尔晚期对其早期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通往存在的“此在（Dasein）之路”反思之后，设定了“此-在”（Da-sein）替换此在，“-”就是“之间”的意思，那么这个“之间”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称其为“Ereignis”，人只有被抛入“Ereignis” 之后才能成为此在，海德格尔在早期主要是思考如何打开此在的“此”，让存在在“此”显现，此在成为让存在显现的关键之所在，这也是《存在与时间》中此在被过度刻画的根本原因，而在海德格尔后期则主要探讨此在如何成为“此之在”，或者说如何进入到“此之在”，让此在得以存在，而不是将存在与否的权利倾注在此在之中，这里关键的一环就是“Ereignis”。但是它是隐匿的或者说“非在的”，是被遮蔽的，而这种遮蔽本身就是存在本身，一旦这种隐匿的非在被去蔽反而失去了其本真的样貌，即是无法知晓它何时、如何显现，也就是说“Ereignis”中蕴含了无限的可能性。而“Ereignis”在德语日常语言中的所指正是“事件”。如此海德格尔的“Ereignis”概念为更充分地理解巴迪欧的“事件”概念提供了一个更加深邃的角度。当代法国思想与海德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是不言而喻的[12]，在巴迪欧哲学体系中也是如此。从海氏“Ereignis”之路径切入巴迪欧关于“事件”的本体论分析，那么对于巴迪欧而言，事件是一个“不可认识的实存”[13]，事件就是一个非在的“Ereignis”，它通过事件的突发性，通过彻底撕裂旧有的超验性的结构，让原来无法在这个结构中表象出来的“非在”得以在世界中表象。但对于“Ereignis”本身，是不可认识的，因为事件是转瞬即逝的，它在瞬间爆发，又在瞬间从这个世界上溜走，留在世上的只有裂缝，它就是莱布尼茨口中“不可认识的原理”[14]，也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到的，“在我们不能言说的地方，我们必须保持沉默”[15]，海德格尔也认为“Ereignis”不可说，所以才会得出人只能诗意地徜徉在世间的结论。对于这个“事件”，巴迪欧则认为我们必须“说明它，并阐述其独有的属性上的无话可说”[16]，它必须作为不可认识的东西来认识。通过数元逻辑与本体论的双重维度交互论证，巴迪欧构造出了一个立足于现代集合论之上的事件理论，将断裂的决裂性、偶然性与存在的“多”的包容性、普遍性合理对接，使得断裂思想在巴迪欧这里获得了新颖而独到的全新意义。

巴迪欧的“事件”将断裂性和溢出性推到极致，特别是其从本体论出发讨论断裂，这就意味着巴迪欧试图重新拯救本体论，要将绝对特殊性合理纳入至普遍性当中。这是之前的事件理论并未触及到的一个维度：批判与拯救的共在性。换言之，巴迪欧与典型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学者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主要表现在对断裂的阐释中。后现代主义者们的目标似乎都是将哲学撕得粉碎，将世界进行碎片化、边缘化、游牧化处理，从表面上看起来巴迪欧事件哲学的断裂性正是这种目标最有力的工具，但巴迪欧却将这些把思想完全倾注于断裂破碎的后现代主义者称为现代哲学的诡辩家，这个立场鲜明地将巴迪欧与他们区分开。断裂只是巴迪欧思想的一个维度，它无法反应出巴迪欧事件概念另一维——拯救本体论。而恰恰这一拯救性质的思想维度才是巴迪欧思想最富有创造性和独特性之所在，也是其事件哲学本身能够成为一个哲学事件的核心要点之所在。

进一步说，巴迪欧的“事件”不仅是一种断裂，还是一种“纯粹断裂”或“绝对断裂”。所谓纯粹或绝对，不是抽象和片面，因为对抽象和片面而言，总会有具体和另一个面与它们相对，从外部干扰它们，使其丧失主动和能动权。纯粹断裂如若只是极致的断裂，那么必然就是片面的、抽象的，因为如果一切都是断裂，那么断裂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只有普遍的东西存在才能定义断裂，所以，巴迪欧的事件的断裂性具有普遍性的内涵，这也就对应了巴迪欧本体论意义上的“一”和“多”的关系。如何理解事件是断裂又是普遍的？“只有内在地例外的，才是普遍的”[17]，事件对原有现实来说是绝对的溢出，原初的情势状态无法把握由事件造成的后果，这个事件对于情势来说是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事件是绝对的断裂；在事件产生后，原有的情势状态再也没有存在的根据，要根据事件所产生的裂缝重新缝合，事件之后的世界要根据这个事件来命名，新的“计数为一”成为了“一”的真理。事件只要发生就拥有摧枯拉朽的威力，扫除旧世界的事件是对“所有”敞开的，在这个意义上，事件又是普遍的。这个极具抵触性的理论交叉，正是巴迪欧事件哲学以“事件”姿态出现在现代哲学的真正精髓所在。巴迪欧抗拒后现代理论对哲学的残酷鞭挞，他带着悲悯之心试图开辟出一条使哲学能够维持形而上学传统的现代形态。这就是巴迪欧朴拓学意义上的事件-主体-真理哲学体系，这是一个“莫比乌斯带” 样式的整体，要真正理解巴迪欧“事件哲学”，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其构思的哲学体系。而他整个哲学体系又是关于事件观念中蕴含的断裂思想与重构哲学本体论这两重逻辑理路的全面展开，即巴迪欧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偶然性与断裂性相遇的唯物主义）和巴迪欧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以数元逻辑为基的本体论）二者的结合。

基本上述哲学体系，巴迪欧事件哲学的核心可解读为：用生发于本体论领域内的事件来救赎主体与真理，并以此挽救本体论自身。事件是内在的，事件是在情势内部产生的，虽然事件对于情势来说是非存在，是“无”，但是这种“无”深深地被包裹在存在本身的躁动之中，随时准备喷薄而出。事件从情势中生发并且从情势内部产生断裂，不是外部加之于其上的事件，而是内部的否定，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否定”。“真理在知识上打洞”[18]，知识是外部的，只有内部的真理才能理解事件。事件以不可预知的突发性降临，绝非原有秩序的结果，而是对原有秩序的决裂，“结果溢出它的原因——事件的空间由断裂所敞开，而这个断裂将结果与它的原因分割开来”[19]，决裂之后，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被事件所撕裂的裂缝？巴迪欧认为，“真正的哲学不是始于结构的事实，而是仅始于发生的事件，始于仍然处于完全不可预料的突现的形式中的事件”[20]，也就是说事件之后的世界并不是分崩离析，而是在以“事件”为起点而产生出的新世界，真正的哲学得以诞生，真理得以现身。具体来讲，在事件显现为绝对溢出后，这种爆发性的断裂本身是无法把握的，但是事件在转瞬即逝后仍会留下痕迹，在此主体就作为一种介入式操作而产生了。主体的作用就是缝合事件遗留的裂缝，通过主体命名的操作，使得溢出的事件痕迹能在一种新的情势状态中被解释。事件自身无法被把握，所以主体命名的首要条件就是主体保持对业已发生的事件的无条件“忠诚”，只有这样才能对事件进行一种框定性的理解。若没有主体的介入命名行为，事件的发生就不会造成任何现实的影响，事件就会被遮蔽。所以，主体对于巴迪欧的“事件”是至关重要的。巴迪欧声称，“没有客体的主体的问题是哲学复兴可能的核心问题”[21]。但是对于巴迪欧的主体观念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主体面对的事件是纯粹的偶然性，想把握事件的努力都是徒劳，主体对于事件只能期盼它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降临，并在它来临之后，保持对它的忠诚。事件的突现和主体的介入构成了真理生成机制，主体在命名事件撕裂后的情势时，真理就被生产出来。事件的真理是种行为，不再有对真理的认识，而只有真理的生产。因为事件逻辑架构在纯多的本体论之上，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就是处理“一”和“多”的关系，所以这种躁动的核心不能容忍安逸的稳定，事件的出现是持续性的，也就代表着真理并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和进程，真理永远处在未完成的状态，永远无法为之命名，巴迪欧称之为“无名氏”，“我斗争故我在”，这个特性佐证了巴迪欧作为当代激进左派的悍将地位。这样一种极为庞杂的哲学发生路径显示了巴迪欧为弥合断裂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裂缝所做出的卓越付出，同时彰显了在回应被称作当代“智者”学派的后现代理论家们对哲学发出的蔑视诘问时，巴迪欧试图力挽狂澜拯救哲学的思想魅力。

巴迪欧以其发生于本体论域内事件之纯粹断裂与前巴迪欧事件概念划清界限，达到了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人断裂思想所无法比拟的高度，他将断裂性推到极致，是对之前所有“断裂”思想的再次断裂，把生发自存在之“多”的不安定性嫁接在数元集合论的框架之上，这种灵感构筑了“事件”降临的理论地基，并在“断裂的断裂”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将普遍性的“一”与存在的“多”在真理体系下相恰，这种决裂的姿态和炫目的构思使巴迪欧的事件哲学实至名归地被称为现当代哲学史上的“事件”，并且，这种黑格尔式的宏大哲学逻辑架构或可将哲学从后现代理论中拯救出来。巴迪欧自身的哲学事业成为他“事件哲学”理论的现实佐证。

参考文献：

[1]Peter Hallward, 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3.

[2]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雷诺在一篇《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小议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文章中对福柯提出批评，而后福柯进行了理论回应，随后二人召集了一群历史学家进行了一次圆桌会议，这就是这次访谈的背景。

[3]此篇论文是德里达在1966年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发表的长篇演讲的记录，参见：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1, pp.350-370.

[4]德里达自己说过，这个引号“好像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但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与现象学“显现”的理论向度南辕北辙，德里达是反现象学或者是后现象学，他更注重的是“隐现”，即使真正的东西隐而不现。参见：Jacques 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1, p.350.

[5]Alain Badiou, Infinite Thought：Truth and the Return to Philosophy,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4, p.56.

[6]参见〔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7页。

[7]巴迪欧自称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此处唯物主义含义承接于其老师阿尔都塞在晚期提出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其理论旨趣在于确定偶然性的地位，必然性的趋势取决于偶然性的断裂，这种断裂的偶然性与突然性特征在巴迪欧的事件哲学中显而易见，巴迪欧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断裂性，将断裂性带入自己事件哲学，并提升至本体论的高度，所以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关于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可参见Louis Althusser,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1978-87）, Translated by G. M. Goshgarian，London: Verso Press, 2006.

[8]Olivier Zahm,“Purple Interview Alain Badiou”，Purple Fashion，Issue 14: Fall Winter, 2010/2011, p.170.

[9][10][11]Alain Badiou, L’être et L’êvénement, Paris: Seuil Press, 1988, p.32, p.32, p.32.

[12]参见〔美〕伊森·克莱因伯格：《存在的一代》，陈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13]〔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14][15][16]〔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第70页，第70页。

[17]〔法〕阿兰·巴丢：《圣保罗》，董斌孜孜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18][19]Alain Badiou, L’être et L’êvénement, Paris: Seuil Press, 1988, p.361, pp.xii-xiii.

[20]Slavoj Zizek, Event: Philosophy in Transi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4, p.3.

[21]〔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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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