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

你要看的是不是《易纲：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如果是，那就说明你找对了，缘分啊，继续往下看吧。。。健康摘要：当年的白卷考生，如今怎么样了？

正文开始：

比20世纪法国幸运的是，今天中国有很多像易纲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秉持问题导向，积极入世，用原则、学识和专业，尽自己所能，理性、建设性的奉献国家、报答社会。

文 | 由曦

昨天（2018年3月19日），易纲当选央行行长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热议，作为我们《央行观察》读者，肯定希望能读到一些不同的东西，或者至少想要看到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这里，我们试图从对接近易纲行长人士的一手采访和他本人之前的文章以及表态中，梳理一下他的思想脉络和发展价值观。此间，我会加入一些自己的推理判断，同时试图将碎片化的表态以一定的逻辑呈现出来。

在我看来，易纲作为一位教授出身的官员，践行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他积极入世，思想观点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的推进改革。易纲本身的素质、历练和精神气质，将成为他未来履职央行行长的重要保障。因此，他有望成为一位既有专业操守，又能够获得行政体系支持，并能和国际社会进行有效沟通的央行行长。

当然，任何一个人都是复杂的，加之决策信息的不对称性，我们对于易纲的描述只能管中窥豹，难免以偏概全，不对的对方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易纲当选央行行长后接受采访

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

1986年，易纲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开始在美国的高校担任起了助教的工作，当时他一个月只需要上两天班，工资是税前5000美元，在和他母亲当时在国内的工资比较之后，他心生疑窦，“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他的能力比我要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多少个班级。但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挣99块钱，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

这让他感受到了当时中美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由此所引发的思考，开启了易纲对于中国经济的探究，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有时候提出问题或许比找到答案更为重要和有趣”。

易纲生于1958年，今年60岁，他赶上了文革、参考了高考、又获得了出国留学的资格，应该说，那个时代重要的事情都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如果我们今天试图了解易纲，一定不能忽视他所成长的时代，和同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成长、求学、工作的历程贯穿了新中国早期的发展建设以及整个的改革开放的过程，而长期的留学经历又给了他考察中国问题的世界视角，他有一种今天在绝大多数年轻人身上很难再找到的家国情怀。

1992年，35岁的易纲回国任教，后来与海闻、林毅夫等人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易纲参与创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那时在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创业的老师，易纲、海闻、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他们都是这样，虽然各自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有拳拳报国之心”，一位易纲曾经的博士生对我说，相较物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更看重精神和自我实现层面上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致力于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在CCER那段时间，易纲对于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通货紧缩、货币供应机制以及外汇占款都有着密切的跟踪与研究，这些研究颇有成效，在政策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

关于知识分子时代责任这个问题，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托尼·朱特（1948-2010）曾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进行了精辟的阐释。托尼·朱特研究了20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并对他们进行了批判。20世纪的法国，政局动荡，知识分子本该努力思考、提出方案，带领国家走向稳定和发展。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卡在了解读历史和提出方案之间的一个环节：树立旗帜。他们陷入了一场关于哪一面旗帜更好的意识形态之争，由此工具变成了目的。托尼·朱特认为，法国知识分子这种为意识形态所争论的行为，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与对立，造成法国社会政治的举步维艰、原地踏步。

托尼·朱特（1948-2010）

比20世纪法国幸运的是，今天中国有很多像易纲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秉持问题导向，积极入世，用原则、学识和专业尽自己所能，理性、建设性的奉献国家社会，在央行和外管局任上，易纲工作勤勉，加班经常到很晚，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没有超越性的追求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我一直以一个报恩的心情来报答社会”，易纲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对每个同事好，将各个部门协调好，各个事情办好，最终是热爱祖国，是对国家好”。

1997，易纲从学界转入政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之后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

其中，易纲在外管局局长任上所主导的市场化改革，颇为外界称道。这包括推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取消大部分行政审批事项；探索创新职能转变，加强业务系统与数据整合，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决策依据；外汇储备投资决策的改革，推进储备投资多元化的运用；以及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等。这些都为易纲在外管局一把手任上所积极推动。

2018年3月19日， 60岁的易纲接棒周小川，承担起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央行行长的角色。当选之后，易纲表示，接下来主要的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易纲被认为是周小川最合适的继承者

如何退出“金发女孩经济”？

央行掌握着货币政策的制定权、金融政策的综合协调权、金融外交的谈判权和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建议权。央行工作，是货币政策的总闸门、金融风险的总关口，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中有着极端重要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保持“保持金融业稳定”作为易纲任上一个重要目标的话，那么他将面临着复杂的多重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经历了多年高增长和低通胀并存的所谓“金发女孩经济”（“Goldilocks Economy”）时代。

“金发女孩”来自英国作家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的童话故事《三只小熊》，讲的是一个金发女孩进山采蘑菇，不小心闯进了熊屋，趁着熊爸爸、熊妈妈和小熊外出还没有回来，她把厨房里各种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然后舒适地躺在熊的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还做了一个美梦。……直到有一天3只熊回来了，原来这间房子属3只熊所有，金发女郎的幸福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

类似的，全球经济也到了“梦醒时分”。随着美联储QE的退出和美国通胀水平的提升，主要经济体的央行都开始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如果通胀加速上升，央行将不得不紧缩货币政策，这时高水平的债务可能会让很多国家的财政吃紧；另一方面，放任通胀超出目标可能会推高通胀预期，增加金融的不稳定性。

美联储退出QE牵动全球金融形势

这时，蝴蝶效应的影响不可低估。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承认现在全球经济体系依然是美元主导的话，那么美联储就在为全球的经济活动提供流动性血液，它就是是全球经济的心脏，当心脏供血量发生减少的话，身体上的一些薄弱环节就可能生病。有市场人士就指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每向上走一段，就会在全球宏观的薄弱环节引发一些事件。

不宁唯是。《纽约时报》在题为《易纲出任央行行长，中国继续推行金融改革》的报道中评论道，眼下，债务问题是重中之重。中国央行需要提供足够的信贷保证经济运行，但又不能放贷太多，以免债务持续增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

“当前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越来越离不开开放经济的视角，应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分析框架”，在给伍戈与李斌的《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的序言中，易纲这样写道，“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使本来局限于一些中心国家（如美国）的情绪或恐慌能够迅速传播到全球其他国际金融市场”。

打铁还需自身硬。《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而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涵。虽然中国某种程度上已经提前释放了股市风险、债市风险和汇市风险，房地产市场也在冷却甚至冻结当中，但是国际上的大环境却波诡云谲。

特朗普政府所引发的贸易战令全球关注

近期，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所引发的中美贸易摩擦，又可能给中国的出口以及外汇形势投下了不确定的阴影。西谚有云“稳定是创新之母”，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发展动能转化之际，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至关重要，这也是易纲当选之后就表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的意味。

深厚的学养、丰富的阅历以及国际化的视野将有助于他理出头绪。同前任周小川一样，易纲也被誉为“学者型官员”，他有一套解决问题的理论思考框架，但是与“学者型官员”所蕴含的隐喻不同的是，长期体制内的工作经历，又让他对中国的国情和体制运行有深刻的认识。

“他在做事情时，既对总体的目标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又能尽可能的把握每一步的风险点”，一位接近易纲的人士这样表示。

市场普遍预期，在央行行长任上，易纲将会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方法，来保持债务规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他会充分考虑到现实约束环境。1995年，当时还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易纲，曾经接受了《山东金融》的采访，当时易纲就认识到，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应该说是渐进式改革。具体到金融改革，一定结合当时的情况。针对当时的情况，易纲表示，“银行要改，国有企业要改；国有企业要改，社会保障就必须要跟上，所以金融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一揽子’改革”。

增长≠发展

考察一个央行行长的发展观，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后货币政策可能的走向，和他的前任周小川一样，易纲也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在质量而不在规模。

如果说周小川是一个结构主义者的话，那么易纲也具有结构主义的思想，在《瞭望新闻周刊》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易纲提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五大空间，其中前四大分别是城乡结构转换空间、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空间、产业结构的调整空间和区域结构转换空间，结构主义的思想跃然至上。（见《周小川的方法论》）

2000年1月，易纲在《新经济》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怎样的增长？》的文章，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增长观，在易纲看来，中国的增长观要讲究质量，发展是硬道理不能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不能过度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过度讲求速度。

用他当时的话说，投资冲动过大可能导致体制复归，结构进一步扭曲和固化。另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资源环境的破坏问题。他这样写道，从调研中，我们得出一个基本认识，就是“产权不清+现代化技术=对资源的空前的破坏”。

生态和环境资源是有价格的，但是长久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要么没有给这些要素定价，要么定了很低的价格，这是资本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以及拉杰·帕特尔和詹森·W·摩尔在《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未来》，都对此进行了批判。虽然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普遍的问题，但是现阶段在中国也有明显的体现。

“对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快马加鞭，局部看是增长了、发展了；长远看不但很难保证持续发展，甚至是走向毁灭，我们不能图一时之快，而将子孙后代置于“山穷水尽”的境地”，易纲当时这样写道，“在短期内，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要增长多少就能增长多少，但增长无法持续，1958-1963年‘大跃进’的事实就证明，今天如果政府再一味地确定增长目标，努力组织达标，同样难免要产生‘大跃进’效应，虽然程度会小一些”。

这是易纲在本世纪之初的观点。

易纲与伯南克

今天看来，易纲的见解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当下，易纲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比17年前要更加严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了加速下滑的局面，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包括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铁公机等重大基础建设以及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也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四万亿”刺激计划，“这个刺激计划是我国最为激进的反周期货币政策实验，体现为货币信贷的水平大幅抬升。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2006年基础货币总量为7万亿元左右，到2014年底达到29.4万亿元，增长3倍多。

大水漫灌式的救市政策稳住了经济增长，但是由此带来的后遗症却在今天依然挥之不去，货币供给如何从大水漫灌变成精准滴灌？如何平稳去杠杆、让金融脱虚向实，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如何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这些都是易纲执掌的央行所要面对的问题。

值得乐观的是，17年之后的2017年，易纲的这派观点已经越来越多的被高层认同，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过渡了高质量增长的阶段，党中央也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倡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法深入人心，“污染防治”也成为了《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获得包括行政体系在内的广泛支持，是一个央行行长履职的关键，伯南克在《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要是指货币政策目标和专业能力上的独立性，而不是绝缘于政治和社会。货币政策要更好地发挥作用，离不开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和社会公众的理解。用伯南克的话说，没有总统和国会的支持，美联储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易纲在这方面深具优势。他和主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刘鹤早就熟识，且同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过，有着共同的话语体系和经济发展理念，这将非常有助于他在央行行长任内的施政。

责任、经验和学养，让我们对易纲充满了期待。我们希望他成为一位既有专业操守，又能获得广泛理解与支持的央行行长，这将有助于中国金融业的平稳发展，而稳健的金融业又将助推中国经济完成长久增长动能的转换。

好物推荐

▼

点这里，购买千石阿拉丁小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