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定调6.5%的变与不变：新“三驾马车”如何驱动中国经济未来高理性·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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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理性·建设性

2018年政府报告则仅有一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

与2017年一致的是，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年的GDP增长目标依然被锁定在6.5%。

不过在表述中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原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而最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确实取得了更好的结果——6.9%。

2018年政府报告则仅有一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3月6日采访人员会中表示，6.5%这个既定目标符合预期，也符合需求，客观上经过努力也是可以实现的。

两个6.5%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意义有所区别，主要来自于中国经济本身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以及由此确定的国家政策议题序列所出现的巨大变化。

2016年中国经济正处于回暖的过程之中，尽管PPI等多项数据增幅扩大，但民间投资下滑、财政收入增速新低等诸多不利迹象依然引起了政策层的担忧。在当年答中外采访人员问时，李克强即表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一背景为2017年经济政策定下了基调。

而伴随着消费、出口的不断增长，中国经济在2017年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此前引起担忧的民间投资、财政收入等多项数据均表现良好。同时，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也意味着无论是消费、出口抑或投资，都处于结构性变动的关键节点，这是2018年中国经济政策制定的基本背景。

经济背景的不同，引起了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政策议题序列的变化，比如有关金融风险的描述从“抓好金融体制改革”条目中单独列出，成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描述也从“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变为“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

由此，包括财政、货币在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以及劳动力、土地在内的各项要素均在发生变化。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的起点，可以预想的，目前所熟悉的经济环境、要素结构均处于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中，而机遇，也往往与此相伴而生。

宏观调控政策微调

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再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凸显，报告中指出要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度，保持宏观调控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但依然可以看到，在财政、货币两端，政策趋向发生的微调。

财政端，2018年将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其中核心的数据是2018年财政赤字2.38万亿，与2017年目标持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17年财政收入增长超额完成，在财政赤字绝对数不变的前提下，财政赤字率预算相较2017年出现了0.4个百分点的下调。

这也意味着在今年财政政策的制定上，政策方有意识的留有余地，这一余地有利于在面临未料情况时，财政政策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此外，“聚力增效”成为了2018年财政政策的另一个关键词。要聚力向何处？工作报告中指明了方向：加大对“三大攻坚战”——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科技创新、“三农”、民生等领域的倾斜。

在货币政策方面，尽管对于“稳健中性”的描述略有不同——2017年描述为“稳健中性”、今年则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但从整体取向上基本保持一致。“保持”显示监管层对于2017年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认可，由此可预计2018年无论是市场“感知温度”抑或政策风格将会与2017年大致吻合。

除稳健中性、松紧适度等词汇，近年频繁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汇外，“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这一描述则属首次出现，它显示了政策方决心加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尽可能排除货币政策干扰项的决心。

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是近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未提及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预期增长值的一年，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仅用了“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一模糊的描述。

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近年M2预期值与实际执行情况差别较大，2015、2016、2017年M2实际增速均超过或不及预期目标值；二是不确定具体目标，只留有一个“合理区间”便于维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可以预想如果在2018年经济基本面继续向好，去杠杆、防风险的政策意图将会更加强烈，如果出现下行压力变大，稳增长、保就业的需求会更明显，这些都有可能需要货币政策的微调以应对。

总体而言，2018年的财政、货币政策更加聚焦为总体工作目标奋斗，从长远来看，是加快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的步伐；从短期层面，则是帮助达成增长、就业等各项目标，特别是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防控各类风险的“攻坚战”目标。

在具体操作层面，鉴于2017年基本经济面回暖趋势明显，2018年开年PPI、CPI展现出增速略有下滑，但增长依然在合理空间的情形。财政、货币政策有可能会侧重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这一目标。

实际上，要达成上述攻坚目标，宏观政策不仅需要定力，还需要“节奏感”。政策过于激进，不仅可能会影响增长目标的达成，还有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政策过于保守，则很难在3年内达成既定目标——中财办主任刘鹤在2018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曾经表示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

这要求宏观政策既要有“前手”，也要有“后手”。在这一点上，今年的财政政策表现突出。与此前政府报告不同的是，今年政府报告将地方专项债券——地方政府针对特定公益项目发起的专项债券，主要用于支持地方基础建设投资——额度安排一栏从财政政策中划出，放入了“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一条中，并且将其额度再提高5000亿，安排了全年1.35万亿的总额度。

要理解这一调整，需要将货币、财政政策视为一个整体，在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地方债务严格监管的背景下，地方融资难度预计将会在2018年不断提升。通过“地方专项债务”能够为地方基建投资，特别是已经开工的项目提供资金，维持一定的基础建设投资规模，防止由于资金市场的改变而出现大量政府主导的“烂尾工程”，报告明确点出这一方向 “地方专项债务优先支持在建项目平稳建设”，同时，报告还提出了要“合理扩大专项债券使用范围”。

新6.5%、新“三驾马车”

理解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其意图，能够为再审视“6.5%”的目标提供一个新的背景，可以预计，2018年的GDP增长目标虽然与2017年一致，但将会进一步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上出现结构性的变化，新的“6.5%”呼之欲出。

一．民间、外商投资增长可期

货币政策的“保持中性”，财政政策的“留有余地”以及目前仍然在严格执行的地方债务管控，都意味着2018年在由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方面继续扩张的可能性极小。

在这些项目增长预期较低的情况下，三驾马车中的“投资”还有什么样的空间？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了答案：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

民间投资数据是近年来颇让政策层困扰的数据，它本质上反映了民营经济主体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形势的信心度，在2016-2017两年时间中，这一表现出了较大的波动性。在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下，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不断释出，2017年上半年快速回升，但也要看到，2017年下半年民间投资的增幅开始出现收窄的迹象，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在2018年，不断鼓励民间投资扩大将是经济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实际上，2016-2017年的国企改革在一些极为关键的领域已经为民间投资释放出空间。

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了要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在铁路、民航、油气、电信等领域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项目，务必使民间资本进得来、能发展。

另一个增长点在外商投资。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国际资本涌回美国本土。作为应对，中国必然会加大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吸引海外资本进入一些关键领域，这不仅是国内经济进一步转型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需要。目前在中国还有诸多领域尚未对外资开放，进一步开放后，预计一部分海外资本将会加大对于高端制造业、能源等领域的投入，这也会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起到正向作用。

报告指出要“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全面开放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

二．消费升级持续推进

在过去5年时间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一个逐步上升的态势，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201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58.8%，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改变为由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连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视为“多年来想实现但没有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

中国消费增长的原因复杂，但最基本的一点来自于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2017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974元，近五年时间中，除2016年外，其余年份即使扣除了价格因素，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GDP增速。

按照十三五规划中对于2020年人均收入相较2010年翻番的既定目标，未来一段时间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将会继续维持高位。这也意味着消费拉动能力还会持续增强。

何立峰在3月6日的采访人员会中明确表示，随着今年各种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有可能还会接近甚至超过60%。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2018年将增强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消费动力的持续增强将并不仅仅体现在总量上。如果细探2017年各消费品类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消费本身的结构也正在出现变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262亿元，其中增长最快的五个消费类型分别为：化妆品、中西医药、家具、通讯器材、建筑及装潢，这种增长可以被视为 “消费升级”现象。

未来一段时间的消费领域，两个层面的增长值得关注：一是服务性消费的增长；二是进口消费品增长。实际上，这两点也是未来政策发力的重点。

近年来，中国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要扩大进口，这实际上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需要推进的工作之一，也是实现“贸易平衡”需要推进的工作之一。作为风向标事件的是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峰会国际合作论坛上，宣布2018年中国将在上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也意味在未来一段时间，政策制定者将会推动中国进口的增长。鉴于目前进口消费品增速已经高于整体进口增速，同时国内市场对于进口消费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攀升，持续推动进口消费品的扩大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要以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放、产业升级和贸易平衡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老龄化趋势，人口政策的变化——全面二胎以及对于继续推动服务业发展的需求，让“服务型消费”的增长空间逐渐扩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支持社会力量增加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的供给。创新全域旅游示范区，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推动网购、快递健康发展”。相信在未来的1-3年，这些领域将会不断释放出机遇，一些既有公司的规模和能力会持续增长，基础薄弱的领域也会逐渐显现“头部效应”，出现一批大型企业。

三．出口不确定因素增加

2017年出口的急速回暖对于该年经济的增长贡献巨大。根据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口总额达到15.3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出口增速创6年来新高。

可以看到的是，2017年出口增长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迹象渐明所带来的需求增强。

尽管有关欧美经济体是否已经完成经济筑底，是否已经走向复苏通道，目前还在争论，但是可以看到的是2012年与2016年，美国、欧洲的经济数据开始出现好转，特别是美国，尽管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失业率等数据在近年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欧美经济体经济回暖，居民消费信心、企业补库存需求的增加，对于2017年中国出口具有积极影响，2017年中国对美国、欧洲的出口增速同比分别提高17.4%和14.4%。

其次，由于政策、大宗商品价格回暖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中国对俄罗斯、印度、南非、东盟等地区的出口额度在不断增长。2017年中国对俄罗斯、印度、南非三国的出口总额分别增长了14.8%、15.4%、16.5%。

此外，从长远看，中国本身产品结构的调整对于出口增长发挥的作用也在扩大之中。比如一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也在不断增加。

问题在于，2018年中国出口能否维持2017年的高速增长？

政策方似乎对此保持了谨慎乐观的态度。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进出口要“稳中向好”；何立峰在采访人员会中则表示“只要世界经济能够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保持平稳增长，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应该还是可以保持稳定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会保持8%到9%左右”。“8%－9%”这一数据预期与2017年进出口对GDP增长9.1%的贡献率相较虽略有保守，但相去不远。

如果从世界经济整体环境的角度预测，这一目标似乎不难达成。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多个机构对于2018年世界经济增速的判断大都落在2.5%－3%这一区间内，基本维持了一定的增速预期。

世界银行的《2018年全球经济展望》预测，随着投资、制造业和贸易持续复苏，全球经济增长在2017年明显好于预期，2018年将小幅加快至3.1%。

但是随着目前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数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正在进入一触即发的阶段，2018年中国出口的增长的不确定性正在不断增加。

如果在短期内，大规模的“贸易战”没有爆发，那么2018年中国出口情况有望实现稳中向好，如果与美国、欧盟的贸易矛盾持续升级，就有可能会影响出口增速，毕竟目前美国、欧盟市场仍然占据中国出口份额的三分之一强。

尤其要关注的是，能够未来1-3年以突发形势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事件，并不仅仅限于“重大系统性风险”，目前不断膨胀中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山雨欲来的“贸易战”同样需要被重视。

新结构、新机遇

“如果中国经济不抓住增长的好机会，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尽可能快地解决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任务，就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

这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两个观念的澄清》一文中的一句话，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一职的刘鹤。

该文发表于1999年，文章发表时，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转型和变革。在1998年－2000年一时段中，被亚洲金融危机所影响的中国，同时也正在被国企负债率过高、金融系统风险突出、经济增长乏力、资本外流压力增大等问题所困扰。

199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系列今天看来依然颇为熟悉的提法，比如：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效利用外资等。

同时，在这一阶段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主要解决国企负债、盈利问题，同时出清过剩产能），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房地产市场改革、金融风险防控机制的初步建立等多个意义深远的政策也在这一阶段陆续释出。

彼时，中国经济增长曾经历过不足三年的低谷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脱离了高速增长阶段，这也是刘鹤《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两个观念的澄清》一文发表的背景。

简而言之，刘鹤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仍存在巨大的结构转换空间，增长的动力也由此而来。刘鹤认为三个基本趋势将会为中国高速增长创造物流空间、动力机制和运作惯例。这三个趋势分别为：城市化(城乡结构的大调整)、市场化(所有制结构的大调整)、国际化(国际分工按比较优势原则的大调整)。

此后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确如刘鹤所预测的那样：城市化所带来的基建、房地产投资，市场化所释放出的民间制造业、服务业潜力，国际化所带来的出口增长。在过去的20年时间中，无数机遇从这些领域中释放。

时隔20年后，在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明确“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的机遇将会在哪些方面出现？答案可能依然要从结构转换中寻找。

2017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8%，但是与发达国家相较，依然存在继续推动城镇化的空间，同时中国区域经济版图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对城镇化提出新的要求，这些将会在住房、医疗等多个领域释放出机遇。

在市场化方面，随着能源、铁路等一批垄断行业的开放和国企改革的持续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新国企”定义的逐渐形成，将会极大的释放市场潜力。

在国际化方面，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减弱、技术能力的提升、财富积累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进，“世界工厂”已经不能完全概括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改变将会且需要发生。

梳理目前的政策着力点，可以看出三大结构调整依然有剩余空间可待推进，比如以乡村振兴、新城镇化为代表的“城乡结构大调整”，以国企混改、鼓励民资为代表的“所有制结构大调整”，以“一带一路”、吸引外资、扩大进口为代表的“国际分工按比较优势原则的大调整”。

此外，一些新展现的结构调整空间也值得关注，比如产业结构调整，其中既涵盖了金融、实体行业的资源分配问题、也涵盖了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资源分配问题。可以预想的，在这些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所释放出的空间，将会成为“高质量增长”的阵地。

按照普遍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2030年左右到来，而老龄化则会逐渐明显，并在2050年达到高峰——13多亿的中国社会将会有5亿老年人。按照刘鹤上文所述（老龄化社会到来前），中国需要在2050年前解决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30年时间中，有关领域的改革将会不断推进，空间也会不断释放，直至阶段性的完成“结构性调整”。

1999年刘鹤文中所述被后继的事实所证明，在短暂的低谷期后，2000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在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迎来了一次腾飞，实现了连续多年超过两位数的增长率。而这一次，在各项改革步入深水区，国际经济形势更为复杂的2018年，我们对于中国未来的“高质量增长”应该给予怎样的期待？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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