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见闻丨酒席文化变迁记
如果要列举西南地区农村最常见的集体活动,摆酒一定可以排在第1位。这种酒席,尤其以春节期间居多,主要是大家都有空,也方便挑个好日子。其它时间也有,但基本都是没法挑日子的“白事”。在以前,这种活动尤其受小孩子欢迎,因为这种场合,大人们要么在帮忙做事,要么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孩子们没有了管束,便可以几乎没有顾忌地一起玩耍。最开始的时候,酒席要吃两天,一个村子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参加,主家摊上这样的事,会消耗不少积蓄。当然,按规矩,主人会在门口专门支一张桌子,贴上“礼尚往来”的标签,客人送上一定数额的钱物,由专人清收并登记造册。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种酒席便成了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因为剔除酒席的成本,主人一般都会有盈余。比如,我和我哥哥上大学的首年学费,就是这样众筹出来。
渐渐地,事情就有点走偏的迹象。因为各家条件情况有所差异。尤其是人丁上,子女多意味着婚嫁喜事多;老人多意味着白事多。时间一长,人丁少的就开始感觉吃亏,因为自己当宾客的机会多,但当主家的机会少,细账一算资金便是净流出。为了寻求平衡,便想一些花样出来,刻意制造一些机会,比如小孩周岁、十岁本来没有摆酒的风俗,便硬给加了上来。老人的寿辰,原本七十、八十才摆,现在六十、五十甚至四十都摆。以至于,翻盖一下屋顶,建个猪舍都硬要庆祝一番。亲友碍于情面,也不好当面说啥,但背地的抱怨渐渐便开始多了起来。由于邻里之间互相攀比,酒席的频率、档次也逐步提高,红色炸弹成了民众一笔不小的负担,劳民伤财,却又无可奈何。极端的时候,一天要赶好几个“场子”,酒自然是吃不全的,但礼金覆盖一定得全,否则便是得罪人。办酒席的礼金总收入,会在事后公开,并作为邻里间攀比的筹码。
这几年又有了一些新变化,因为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在乡下办席已经找不到足够多的帮手,加上喜事往往需要一些设备,比如在乡下就很难穿婚纱。渐渐地,酒席便转移到了镇上的酒楼,时间也从之前的两天变成一顿。于是一些人又开始“聪明”起来,既然人不来但钱一定得来,那么专门挑一个人少的时候,能节约不少成本,于是原本习惯在春节办的,改在农忙时办;原本中午办的,改成早上办;至于别人的埋怨和议论,并不在重点考虑的范围。
酒席多了,质疑声也越来越高,比如铺张浪费,比如环境污染,只是大家陷在其中。都知道这样劳民伤财,但跟公地悲剧一样,别人办而我不办,就很吃亏。前几年政府也陆续出台规定,要求严控酒席频率,但收效总体不大,毕竟,于法理上,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得到支持,甚至还引发一些网络大V的问诘,认为政府有过度行政的嫌疑。
前一段时间,网上一条消息被热议开来,原籍广东的某人参加长三角地区同事的婚礼,便按自己家的风俗习惯,仅包了一百元的红包。结果赴宴后发现酒菜非常丰盛,而且经人提醒后那边的礼金都是几百起步,自己这一百元远远不够吃饭的成本,心里便有些惴惴不安。网上的评论也分成了两大派,有说确实给太少的,但广东网友却认为实属正常。我觉得,要刹一刹西南地区的这种陋习,广东的经验倒可以借鉴一番。
但今年回家,居然就发现了新的变化。据说是政府下发了公文,除了婚丧嫁娶和七十岁以上的寿辰外,凡是公职人员办酒的,一律降职;普通民众办酒的,所有的低保、医保、贫困补助之类的暂停发放,未来三年要找政府盖章也免开尊口。大家都感慨终于过了一个干净、悠闲的春节。失落的,也有,比如我的小姨父,因为是厨师,平时靠帮人办酒席能赚点钱,现在倒闲了下来。至于会不会影响消费?也可能会有点,比如三姨父杀猪的营生,但今年的生意就差了很多,猪肉价格跌了不少,有点卖不动的迹象,这样看来,还为拉低CPI做了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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