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城乡中国”比“城市化”更符合当前的阶段定位
导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如何观察中国转型的问题一直引起学界争议。
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一次主题演讲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认为，研究中国转型的正确视角应该是结构的、历史的和基于农民-土地关系变化程度的。
他指出，中国的结构转型可分为“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和“城市中国”这三个阶段，其中又以“城乡中国”最为关键。
本文字数：
489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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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
本文梳理了 “乡土中国”的九大基本特征 “城乡中国” 避免出现城乡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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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转型的正确视角：
结构的、历史的、农民-土地关系
在经历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现可以概括为四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过去30余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表现会如此亮眼。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GDP增速30多年的时间中基本上都保持在 年均10%以上
二是没想到中国的经济增速在 2010年后
三是没想到中国成为了 世界制造工厂
四是没想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如此之快。2012年中国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过半
从这四个现象看，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也实属罕见。 但随之而来而问题是： 怎样观察中国转型
图1：中国的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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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构转型的三阶段：
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
研究中国结构转型时有三个阶段：一是
乡土中国
阶段，正如费孝通所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二是城乡中国阶段，这个阶段一半农村人，一半城里人。这一阶段变化最为剧烈，而城市化并不能代表这个阶段；三是城市中国阶段，这是最成熟的阶段。三个阶段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因为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最快、要素流动最活跃、城乡关系变化最大。
乡土中国有一些基本特征：
“离不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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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落为社区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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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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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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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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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本位”所有制的 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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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权”为大的产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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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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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生产率进步很慢。
中国在不松动乡土的情况下，结构转变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经济发展。
所以整个制度支撑：一个是 农产品统购制度 集体化人民公社制度
这个时期农业制度是无效的，由于农民没有离开土地，而且被捆在土地上，为工业化提供更低价的农业化产品，整个中国农业劳动生产力 每年以0.2%的速度负增长
图2：1949-1985年农民进程的主要途径
第二个阶段，八十年代整个中国开始发生土地制度的改革。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从原来集体所有、集体耕种转向 集体所有、农户耕种 利用集体土地搞乡村工业化
表1：1978-199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第三个阶段，农民开始 跨区流动参与工业化 “开始离土、出村”
这个阶段整个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靠的就是这些廉价劳动力的支撑，中国如果没有土地制度支撑是成不了世界制造工厂。 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除了依靠劳动力低成本，还有赖于一套独特土地制度形成的土地低价，这避免了中国由于土地资源供应不足造成的土地价格上升而影响中国工业化进程。
表2：农民跨地区的出村情况
90年代末的这拨农一代，出村、离土，看上去好像开始摆脱了乡土中国，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变化。但是糟糕的是 整个农一代在外面奔波20年以后又回去了
整个乡土中国转变，当农民跟土地的这种连接没有发生改变，中国转型就没有真正发生。 他们尽管参与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并没有参与到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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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主要理由有以下四点：
第一，农二代与乡村的关系已经发生彻底改变
不管城市是否接纳，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开始变成城里人。现在中国人口迁移有四个特征：
一个是
迁移的人口主要集中在20岁左右
，劳动迁移率和年龄呈倒U型，迁移主力军是80后，这里定义为农二代；二是迁移的农二代主要是 跨省的迁移
三是外出务工成常态，2012年年均外出务工时间 将近9个月
四是 举家迁移
现在的人口迁移发生的一些明显变化，现在农二代的迁移一般 以家庭为单位迁移
图3：从事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务工人员情况变化
另外，农二代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包括 跨省婚姻增加，关系网络增强
第二，农业部门正经历重大变革
原来定义的农业，就是粮食农业的概念。但是现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农业份额大幅度下降，农业产值份额到2014年只有9%。粮食安全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明确 主粮自给
土地制度方面的变化，首先看所有权状况，按照法律的规定 土地三级所有
表3：耕地流转转入主体（2010-2014）
14亿亩耕地中13亿亩包给了一家一户的农户，以农户为单位的承包现象，中国这几年土地流转方面，转让的面积、股份合作的面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土地制度发生变化就是中国农业经营制度发生变化， 农业户的土地面积开始增加
其实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模式，在乡村中国时期，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高劳动投入提高劳动成本。
在结构转变以后，农业用工成本上升，但是亩均作物用工量下降，中国农业机械投入上升，要素比例发生变化，中国的农业从乡土中国转向城市中国。 中国农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从以高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向以机械投入提高劳动生产力为主的增长模式。
第三，“熟人社会”的村庄制度正发生剧烈变动
维系乡土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村庄制度，这套村庄制度现在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是 村庄随人口代际差异而变化
第二个是 村庄制度现在趋于瓦解。
第三个是 政治化控制失效与乡贤治理缺失
第四，
城乡生产要素对流不断增加。
上一轮中国城市化进程，主要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单向流动转向对流。土地配置县一级土地指标是200亩、300亩，资本是完全往城市走，劳动力从乡村往城市转移。但是城乡中国阶段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三个要素都开始出现城乡之间的对流。4
建议用“城乡中国”取代“城市化”理念
我们提出城乡中国的概念主要是因为：
第一，城市化是对城乡转型的误读。
把城市化理解成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不断的扩大，乡村最后消亡，所有的要素向城市积聚，这种对城市化的理解跟城乡转型真实世界是不一致的。城乡转型应该一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要素的平等配置；二是城市跟乡村共生共荣。尽管乡村GDP份额很低，但是乡村功能是城市不能替代的；三是城市跟乡村之间的分工专业化和互补。这样去理解城乡转型，就不是一个通常理解的城市化。另外，城市化是一个要素单向流失的过程，简单用城市化来看城市与乡村的这场变迁是不够的。
第二，当前公共政策有所偏差。
当前金融、生产要素配置、财政都向城市配置，公共政策的结果是典型的城市偏向，最后导致城乡之间差距更大。公共政策服务失误恰恰是对城市化和乡村失误理解的结果，现在城市和农村形成对立两极：一是公共政策还固守着一个没有结构革命的非小农意义的改革，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切不断的；二是农民就是搞农业的，农民就要搞粮食农业。这两极之间的公共政策失误恰是造成目前城乡问题的根源，最后导致乡村和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等。在以乡土中国的概念形成的公共政策又导致中国结构转型要素配置的失误，公共政策必须要在一个新的框架下提出。
第三，城乡中国不同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分割。
城乡中国和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风格是不同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结果是由于制度性障碍，使城市高度繁荣，使乡村越来越衰败，这个背后是体制性的障碍。而城乡中国指的是要消除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障碍，真正打通城和乡，形成城和乡之间的平等发展的发展阶段。
第四，提出城乡中国概念的目的是要制定基于城乡中国的发展战略。
使整个中国下一轮发展既不是为城市，也不是为农村，应该是这两个空间平等发展，两种制度不断的融合，形成城乡融合、城乡平等发展。
（来源：人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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