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开始：

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著名宏观经济学家，IMF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2010年，Olivier Blanchard等三位经济学家发表了《反思宏观经济政策I》（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I）一文，该文主要是作者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危机之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和批判，继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提出了新的政策框架。布兰查德等人的反思和批判在学术界和经济管理部门引起了极大反响。该文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叙述危机之前宏观经济学所达成的共识；二是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机揭示的宏观经济学共识存在瑕疵；三是尝试提出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新框架。

作者：孙树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来源：学术财经

一、危机前的共识和危机后揭示的瑕疵

危机之前，多数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有一个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有一个政策目标—稳定且较低的通货膨胀。认为较低且稳定的通胀水平会使“看不见的手”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促使经济与均衡路径不会偏离太远，但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较低且稳定的通胀水平是不充分的，即使通胀甚至是核心通胀保持稳定，资产价格和产出缺口也能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变化。

危机之前，由于受财政政策实施过程较长、更易受到政治因素制约、财政政策操作空间有限以及李嘉图等价等因素影响，且鉴于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上发挥了更大作用，导致近二十年来人们认为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危机后的事实证明，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是有限的，在货币政策有心无力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在调控经济方面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即使财政刺激政策的实施会有滞后，但仍有充分的时间产生积极效应。

危机之前，由于金融中介在宏观经济中的核心功能一直被忽视，因此过去的金融监管也并未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被使用，金融监管的系统性影响和宏观经济影响基本遭到忽视。但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在金融市场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套利活动不再是利率的传导机制，政策利率也不再是足够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针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必要的，避免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对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危机前宏观经济学的共识，以及危机所揭示的共识存在的瑕疵，布兰查德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提高通货膨胀目标，从而扩大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二是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相结合，要重视金融中介、加强金融监管；三是要通过多种渠道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四是要在正常时期提高财政政策操作空间，以备不时之需。

二、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实践

毫无疑问，布兰查德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框架，对于防范经济风险，稳定宏观经济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文章发表至今已有7年，文章提出的政策建议已经被一些国家所采用，并在稳定经济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由彼及此，对照布兰查德的政策建议，审视我国当前的政策框架会发现，我国目前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与布兰查德的建议甚是接近，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通货膨胀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由此来看，通货膨胀水平并不是人民银行的法定目标，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会提及本年度的通货膨胀目标水平。例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CPI 为 3%左右，2015和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将通货膨胀率（CPI）目标定为3%。目前，我国并没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也没有完全依靠利率来调节经济，与美联储等央行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存在一定差别。但不能否认，利率也是我国的一个重要货币政策工具，我国的利率调节与美联储等央行的利率调节作用机制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资金价格来引导信贷投放规模，也会面临0利率下限问题，而通货膨胀与名义利率基本有相同走势，所以较高的通胀也意味着较高的名义利率，从而在危机的时候货币政策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从近几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通货膨胀水平来看，都要高于美联储的2%，这也为货币政策保留了更大的操作空间。

2.货币政策框架和监管。从我国近年来的情况来看，随着金融体系的复杂化，货币需求的不确定性增加，货币总量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不断弱化，货币数量越来越难以充当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中间目标。我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渐从传统的以数量型工具调控向更多借助市场价格调控转变。同时，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的同时，针对我国形成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政策框架。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而宏观审慎这一支柱的提出主要针对金融市场的无序发展，缓解金融市场顺周期行为、羊群效应所产生的风险，弥补了原有金融管理体制和货币政策的重大缺陷。

另一方面，强化金融监管也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为了解决“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问题，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来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确保金融安全与稳定发展。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处在转型之中，对于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调节也发挥作用，形成了货币政策之外的又一支柱。从近几年的一行三会的实践来看，十分注重金融监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由此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及监管与布兰查德的建议较为一致。

3.多种渠道提供流动性。过往的货币政策调控都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总量政策，通过调整利率、准备金等手段，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然而，总量政策也存在一定缺陷，可能会使需要资金之处没有获得充足的资金，不需要资金之处却受到了流动性泛滥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利用一个比喻来表示货币政策的这种困境，局部农田干旱缺水，央行管着水库大坝，央行想挖几个渠来放水，使之流向特定的干旱农田。

2013年以来，人民银行还根据形势发展和实际需要，创设了多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助力经济结构调整，并促使货币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具体来看，包括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临时借贷便利（TLF）、抵押补充贷款（PSL）和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等。（可参见推文：从酸辣粉到特辣粉：央行厨房美食窥探）

同时，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包括差别化准备金管理、支农支小和扶贫再贷款、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等。2017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根据国务院部署，2017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此次定向降准是对原有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定向降准政策的拓展，将政策延伸到脱贫攻坚和“双创”等其他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政策外延更加完整和丰富。”

4. 提高财政政策操作空间。布兰查德等人关于财政政策的建议是：“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中，当经济形势允许有必要进行重大的财政调整，而且如果经济快速复苏，就应该大幅降低债务占GDP的比率，而不应扩大财政支出或减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也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2009年开始财政政策取向由稳健转为积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再次复活，地方政府债务快速增长，甚至产生了一定风险。随着经济趋稳，近两年我国把去杠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出现了分道扬镳的情况，从中央层面来看，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较低，相对于地方政府仍有较大的财政操作空间。具体来看，以下几方面可以提高我国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一是减税空间仍然存在；二是财资资金使用效率可以继续提高；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工作持续推进会提高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四是我国中央政府的赤字率和债务占GDP的比例都较低，2016年政府负债率为20.83%，远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五是财政存款余额呈现稳步上升趋势，2017年11月，金融机构财政存款为5.35万亿元，同比增长14.11%。

5. 质疑泡沫的“善意忽略论”。这次危机使另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即泡沫和狂热，也就是说，导致资产偏离基本面的不是流动性而是投机活动。至少，这次危机中的实例再次证明了泡沫的存在和泡沫带来的风险，房地产市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这必然促使人们质疑“善意忽略”论，即与其事先防范难以确定的泡沫逐步膨胀，还不如等泡沫破裂之后收拾残局。实际来看，应对泡沫是一个难题，因为泡沫更多是一个事后的概念，只有破裂了才发现是泡沫，破裂之前对于泡沫的认识并不清楚。从我国经济来看，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多次出现非理性上涨的情况，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大幅上涨，避免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风险，对经济产生冲击。

三、小结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结尾写到：“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实际上都要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有力。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精英统治的。那些相信自己在智力上不受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布兰查德等人根据此次金融危机对危机之前的宏观经济学框架进行了反思，提出的新宏观经济学框架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对于调控经济，防范风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我国近几年的政策走向来看，与布兰查德等人提出的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从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金融监管，还是从治理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上，我国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尤其是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对我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十九大报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新的定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未来也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的指导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注重防控风险，实现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供需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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