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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约瑟夫·克伊金
译|吴万伟 ， 译者授权发布
我最早的记忆是大概五岁的时候 ， 在幼儿园午睡的时间 ， 我完全睡不着 ， 碰巧偷听到老师和助手在讨论未来几天的活动计划 。“我想我们明天可能做些……”——老师停顿了一下 ， 扫视了一下黑暗的教室 ， 注意到睡在他们旁边的我睁着的大眼睛 ， 他开始一字一顿地拼出一个词 ， 故意悄悄地将每个字母的发音都说得很清楚 。我从垫子上雀跃而起 ， 带着激动的喊叫 ， 沙哑大声的悄悄话脱口而出“我喜欢手工编织（macramé） 。”老师们的脸羞红了 ， 我则高兴得叽叽喳喳 ， 与其说是答应要参加喜欢的活动倒不如说是我破解了自己微小世界的秘密这个事实 。
小时候 ， 我很聪明和好奇 。很早的时候 ， 这些品质就激发我的兴趣去做出一些事情 ， 如拆解和重新组装家中的物件以便搞清楚它们是如何工作的 ， 或随意浏览百科全书条目和数不清的成年人科幻小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 我的好奇心让我成了伙伴们怀疑和讨厌的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 ， 呆子（nerd）这个词并不是个褒义词 。）我成了“天赋极高的孩子” ， 20世纪末期太容易预测的那种人 ， 其典型特征是思维敏捷、喜欢敷衍、自鸣得意 。
但是 ， 与我的那些同样聪明的伙伴不同 ， 我是在贫穷中长大的 。班上同学居住在城市郊区环绕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沼泽地花园那弯弯曲曲迷宫般街区的独头巷（cul-de-sacs） ， 而我家住在沼泽地两家一幢的流动住宅里 。我们的建在炉渣砖上的活动房屋所在的沼泽地之前曾经是一片棕榈和柏树林 ， 因为井打得不好 ， 我们喝的自来水里面往往有沙子 。（虽然在我们淋浴之后需要清理掉落的头发 ， 而且必须把水缸再灌满 ， 但每周到奶奶家的活动房屋里做饭 ， 我们总有很好的借口只喝可乐不喝任何别的东西 。）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任何东西都很难与家庭生活联系起来 。我们家是围绕电视而不是学习组织起来的 。周末时主要思考的是美国流行的汽车赛事纳斯卡赛车（NASCAR）而不是基督教上帝的奥秘 。但是 ， 与此同时 ， 我感到好奇的是生活环境边界之外的东西 ， 虽然是无限的和没有任何方向的方式 。我会反思家人讨论的话题 ， 设想他们谈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或不真实的 ， 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就像所有年轻人在某个时候的表现 ， 我也在思考人生到底有没有目的 。
等到青春期的时候 ， 思想上的不满意转变成一种闷闷不乐的忧郁 ， 整个高中时期我都受到这种情绪的困扰 。这里我不会用乱七八糟的细节让各位厌烦 ， 总的来说 ， 虽然我是前途无量的学生 ， 但我在怨愤的神游状态和自找的干扰折磨中苦熬了三年时间 ， 上课时根本就没有听老师在说什么 ， 自由时间则花在网上偷听音乐和阅读并非老师指定的书籍 。毕业后 ， 因为拿了全额奖学金而短暂上过一段时间大学 ， 但在第一学期结束之后就辍学了 ， 因为我搞不清楚高等教育应该服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几年 ， 我作为无政府主义鼓动者和环境保护积极分子度过 ， 依靠搭顺风车和乘坐货车在国内旅行 ， 最终前往肯塔基州南部一个农场 ， 完全摆脱政治活动 。
当然 ， 我从来没有停止思考 ， 虽然大部分时间 ， 思考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提出错误的问题（或太多问题）让数不清的同事和导师感到沮丧和厌烦 ， 也让我和朋友和家人的关系变得紧张 ， 让我在积极分子活动中也不受欢迎 。因此 ， 2016年我又返回大学 ， 部分原因是我可以免费上大学 ，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与思考类似问题的志同道合者交流 。但即便在这个世界 ， 我仍然发现自己是格格不入的陌生人 。很多时候 ， 我发现同伴们关心的问题是争名夺利 ， 陷入困境的教授们被迫依靠各种指标、学术成果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伎俩为自己辩护 。在我看来 ， 上大学的教训是发现好奇心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地 。思考最多成为一种负担 ， 一种能颠覆生活稳定性的东西 ， 一种破坏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行为 。在最糟糕的时候 ， 它成为痛苦和折磨 ， 一种致命的、无法消除的忧郁和怀疑 。无论那种情况 ， 唯一理性的做法就是竭力回避思考 。

稿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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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澎湃新闻|思想生活不是贵族的休闲 为哲学找一块栖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