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接受到排斥：对墨西哥华人处境转向的思考
在胡其瑜看来，华人离散社群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虽为一个有机整体，但他们的经历因各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社会环境而异 。墨西哥华人的经历尤为典型 。胡其瑜分析墨西哥华人能在墨西哥本土占据一席之地，是由多个条件促成的 。1876年，随着迪亚斯将军政治力量在全国的上升，墨西哥开始了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而这又需要外资、技术、专家和市场以及国内的团结和稳定 。其代价则是独裁统治和外国移民的进入 。（34页）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颁布和1893年《中墨友好通商条约》的出台顺水推舟为华人提供新的跳板，进入到墨西哥 。适逢其时，美墨边境的铁路开发商、矿业公司的招募计划指向华人移民 。这些合适的契机促使华人能够出现在墨西哥的各个领域 。随着华人社群的逐渐壮大，本土各业界华人持续取得成功，长期低售价、高回报的华人企业也成为了墨西哥当地与之竞争的目标 。
20世纪初一系列墨西哥人针对中国人的排华事件风起泉涌 。1911年墨西哥托雷翁（Torreón）大屠杀事件的发生恰逢墨西哥国内政治大变动时期，当地排华浪潮的发生源于华人在商业界成功的表现 。其实追溯这场陷于革命时期的排华事件，不难发现华人只是墨西哥革命民族主义精神的一个宣泄品 。1911年托雷翁大屠杀爆发以后，排华事件接连不断地涌现 。1916年一位名为何塞·玛利亚·阿拉纳（José María Arana）的教师发起第一次有组织排华运动，由于政治团体未能给予支持而终止 。但他并没有因此挫败，何塞·玛利亚·阿拉纳（José María Arana）将排华思想扎根于民族主义言论里，掀起了第二次排华运动的浪潮 。第三次排华运动在1929年至1932年期间持续进行，埃斯皮诺萨（Espinoza）作为《民族主义者》周报的采访人员和发行人，主张新闻媒体形成联盟，以政治力量为支撑，最终将华人移民逐出墨西哥 。显而易见，种种排华行为和言论都表明了“保护墨西哥本土文化而不受外来文化侵扰”的民族主义精神内核，官员和政客们普遍形成了一种革命性治理思维的种族逻辑 。墨西哥革命发生以后，民族主义的理念漫溢 。正是这种理念的宣传下，墨西哥本土人必要排除内部的“异质”，华人移民群体便成为了排斥目标中的“出头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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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马德罗领导墨西哥反政府武装制造了1911年墨西哥托雷翁惨案
三、冲突与共生：唐人街华人离散社群的生存法则
20世纪大帆船贸易让马尼拉成为了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中转站，继而也成为西属美洲的延伸部分 。身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优越地理位置，马尼拉的商业发展依靠明朝和新西班牙的贸易来往支持，迅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华人社区 。闽南商人最早来到马尼拉进行商业的规治，他们既生产生活必需品，也在马尼拉本地特别定制和制造一些极为精美的特殊产品 。中国人还遍布面包行业、商业、建造业等多种行业，渗入到当地人生活的各个角落，看似融入到了马尼拉社会之中，实则当时马尼拉的华人商业主要是为了迎合西班牙人的生活需要和殖民政策，并用卡斯蒂亚文化标准重建菲律宾生活 。（244页）所以华人适应马尼拉社会，与其说是遵循当地秩序和规则，不如是规避纷争和被排斥的发生 。而西班牙人对于华人的情感同样是矛盾体，他们认为华人的存在对于马尼拉城西班牙人极为打击，同时又对华人有着非同寻常的依赖感 。因为马尼拉西班牙人无法独立掌控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所以华人劳动力是马尼拉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此外，胡其瑜还关注到了美洲唐人街承接着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美国工业生产战略性的转移，得以让美国在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模式上顺理成章 。全球化形势与亚洲移民涌向美洲的不期而至，不但没有降低移民群体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反倒加固了移民群体在新型全球化制造业中的角色 。尤其是在唐人街的制造业中，华人承包商和转包商操控着某些中间环节 。这一分包体制凭借“同源同种”的优势，组织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劳动力，一方面将整个产业链的成本降到最低，另一方面使美国本土的服装制造业得以灵活、高效地运行 。（208页）最终华人移民沦为了资本家赚取资本利润的工具，而其能继续生存的关键因素，就是接受资本家以及中间承包商和转包商的不断压榨 。

稿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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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澎湃新闻|他乡求生：华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奋斗史(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