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和古巴在中国如何招募到大批的苦力，这是苦力贸易往来考虑的首要问题 。古巴和秘鲁的西班牙殖民政府会授予跨国出口公司招募苦力的资格 。与此同时，公司也会在澳门设立相应的苦力贸易对接机构,贸易公司的代理人（通常称为“客头”）会用各种坑蒙拐骗的手段诱拐中国男性劳动力到澳门的“猪仔馆（barracoons）”，“暴力胁持、追逼赌债，甚至还会以鸦片作为诱饵” 。（140页）之后苦力集中登上号称为“鬼船”或“漂浮地狱”的苦力船，当时从澳门到古巴的旅行时间为80至151天，有时甚至可能长达225天，而从澳门到秘鲁港口卡亚俄的航程大约为1000海里，耗时72至180天 。（144-145页）苦力们在不见天日的航行中依靠吸食鸦片来缓解痛苦，不少华工由于身患痢疾、黄热病等疾病死在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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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力贸易
契约劳工需要签署两份中西对照的时长为8年的劳动契约，一份须有负责介绍苦力给买主的中介机构持有，而另一份则由苦力自持 。契约也在相应的部分有所不同：西班牙文中把中国人称之为“亚裔定居者”（colonos asiaticos），但买家却以“主人（master）”更专断的表达——“货主”或“业主”（patrón或patrono或amo），中文中的买家更说明是以“雇主（worker）”的身份购得苦力 。标题也是“赴古巴（或秘鲁）的自由中国移民”（Libre Emigración China para La Isla de Cuba or “parael Perú”），与契约中的“定居者”（colonos）相吻合 。中文中的标题是“雇工合同”（labor employment contract），文本只强调工作和劳务输出，完全不涉及“移民”或“定居” 。（9页）契约中也不乏加入一些关乎劳工权利、薪资的条例，但是实际上以报酬的形式来约束契约劳工的人身自由 。之后，古巴和秘鲁都在劳动契约的基础上相继颁布其他的条例，进一步对古巴、秘鲁劳工实行不合人道的法律限制 。例如，在未能取得雇主同意下，不能擅自离开，否则视为逃跑；关于私有财产和婚姻也是难以实现的事情 。脚镣、棍棒等暴力行为牵制着苦力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是无异于之前对待奴隶的手段 。雇主们还通过续约条款蛮横对待华人苦力，肆意延长苦力期限将契约劳工拘禁在雇主身边 。劳动契约一方面为雇主们提供了符合他们利益的法律武器，而另一方面又在欺骗和压榨华人苦力 。在种植园不断需求劳动力的情况下，用暴力虐待和摧残苦力是常有的现象，这样一种披着契约外衣的制度体系，打着“维护劳工权利”的噱头，来督促苦力们不断劳作 。
另外，胡其瑜还关注到了“鸦片”对拉美和加勒比华人苦力的影响，让我们进一步地鉴别苦力制度的真伪两面 。种植园园主们抓住苦力们对鸦片长期依赖这一弱点，放纵他们吸食鸦片，甚至给他们发放鸦片作为劳动的奖励 。这样做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强有力地支撑契约劳工进行劳动，二是利用长期服食鸦片的心理让劳工们为此付出代价，才能继续拖延契约劳动的时长，以便续约制度的调整 。鸦片交易在种植园内形成闭环售卖，首领或监工控制鸦片分发成为交易的第一种方式 。无独有偶，居住在种植园或者附近的苦力是最常见的鸦片分销商，他们组织的交易售卖面向所有商店，是各个苦力求得鸦片的中心 。不仅如此，劳工承包商的组织也涵盖了提供鸦片的范围，他们用榨取劳工工资的方式，获得不少的利润 。即使鸦片已经沦为了一种有效控制华人工作的工具，避免了诸多因劳动产生的纠纷和抗议，但长久地吸食鸦片致使华人苦力身患重病，导致种植园经济每况愈下 。华人苦力也会因此受到种植园主的歧视，墨西哥本土人继而成为供给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 。
针对奴隶制和苦力制度的问题，胡其瑜就学界的观点进行了整合，既把握了学者们的立场取向，也为我们在思考契约苦力本质属性的问题上提供研究线索 。古巴历史学家佩雷斯·德·拉·瑞娃（Perez de la Riva）评论苦力体制为维护精英利益而践踏法律的伪善实质 。（102页） 另一种观点以古巴历史学家吉姆雷斯· 帕斯特拉纳 （Jimenez Pastrana）、曼努埃尔· 摩尔斯（Manuel Moreo Fraginals）和法裔加拿大人类学家丹尼斯· 赫尔利（Denise Helly）为主要代表，他们普遍认为苦力制度倾向于技术性的现代化生产劳动，逐渐向自由劳动力转化 。（103-104页）胡其瑜全面揭示出苦力制度内含的权诈特质，从中也能看出契约文本的白纸黑字似一张废纸，任由雇主们凭空驳论 。但她还指出即使雇主们公然践踏法律的规定，但基于法律地位，华人苦力是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对于种植园主来说，华人苦力带有奴隶向自由劳动力转变的身份标志 。因此，“苦力制度”并非是“奴隶制的延续” 。

稿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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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澎湃新闻|他乡求生：华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奋斗史(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