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亲爱的，弟弟( 三 )

天渐渐黑了，平静下来后我决定回家。在家门口，我看到两个警察。爸妈报警了。因为孙卓的事，警察了解我们家的事，应该是很快赶来帮忙了。
妈妈的眼睛像是哭过。爸爸神情严肃，看到我时突然松懈下来。我灰溜溜地躲进里屋，关上门，躺在床上。我想到爸妈，被愧疚淹没。如果曾有一丝因为被忽视的委屈，也在那刻烟消云散。我知道，他们已经没办法承受第二次失去了。
寻找孙卓这14年的跋涉，爸爸一直都是坚强的形象。我没有看他哭过，他身上有种力量，像烧不灭的流火，像既枯又荣的草一样野蛮生长。爸爸靠着这种信念坚持下去。14年，他一直用手掌护住这一簇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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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悦日记：他（爸爸）身上那种力量，像烧不灭的流火。受访者供图
和爸爸一同组成深圳寻子联盟的家长们不少人都找到了自己孩子，孙卓却迟迟没有被找到。有一两次，希望似乎近在眼前，但这希望却像盖茨比的绿光一样，似乎永远可望不可及。
程明找到的那天，我在日记里写，“程明找到了，通过人脸识别和验DNA，老爸说人脸识别技术很有用，不久的将来……”我不敢写下去，写下就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就可能会破灭，又要承受多一次的失望。
爸爸和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彭高峰关系很好。2011年，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在江苏找到。爸爸很开心地去机场接带回孩子的彭高峰。一群采访人员围住他们，爸爸躲在远处，有采访人员突然看到我爸爸，问他，“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接着又问，“你是不是希望孩子是孙卓？”
在视频里，我看到爸爸坐在凳子上开始大哭。他哭得那么厉害，他哭得坐都坐不稳了，几乎从凳子上滑落。
爸爸是个普通人，他也会有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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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更多时间寻找孙卓，爸爸把白石洲的包子店关了，做二房东的生意。
爸爸每租下一栋房子，我们家就跟着搬去那里管理那栋房子。我们频繁搬家，深圳各处我们都住过。最远时我在石岩住，每天走读，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房子的布局，墙壁，我房间的模样，在记忆里混乱成一片。对“家”，我没有确定安稳的记忆。
每到一个地方，爸爸一定会给我弄一个书柜，把我的课外书好好地装进去。我的日记本，他们也会帮我收好，从没丢过。
与书柜一样被小心保存的，是一个破旧的纸箱。一米高的纸箱里放着幼时孙卓的衣服，鞋子，书包，玩具，和幼儿园的小被子。后面又加上了拐卖儿童的资料，有孙卓的，也有其他孩子的。
2014年，电影《亲爱的》上映。我的同学里只有两个好朋友知道孙卓的事，但我觉得和她们一起去会很尴尬，便一个人去看电影。演员张译的神情竟然真的像我爸爸，那种摧折感、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想起爸爸的脸。影片结尾，看到爸爸的脸，我哭到从椅子上站不起来。
小弟弟孙辉的出生改变了家庭的低沉气氛，家里开始有笑声。“辉”谐音“回”，名字是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取的，寄许着对孙卓的期望。但孙辉的降临没有打破或者动摇过寻找孙卓的信念，而是给这种信念增加了一层柔软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家是大海上飘摇挣扎的航船，那么爸爸是桅，妈妈是帆，孙辉是风。孙辉降临的时候，起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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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时的孙悦，小弟弟孙辉与父母。受访者供图
直到二年级，家里都确保每天接送孙辉上学、上兴趣班。“我们班很多同学都是自己上下学的，我也想自己上学，不用人接送了。”记得有一次，孙辉这样跟我说。
经过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孙辉关于孙卓的事。后来，妈妈和孙辉认真地聊过，告诉他我们坚持接送你是有原因的。大人担心你，就像担心孙卓的事会重演。孙辉那么小，却理解了。
孙辉出生后，我们一家人常一起出去玩，去旅行。伤痛没有消失，但却夹杂着快乐和力量感。父母仍然在寻找孙卓，日日找，年年找。如果他们老了，找不动了，我也会接过这个担子，继续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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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广州读了大学，大二时去欧洲交换。决定出国留学前，我告诉父亲各个学校所需的学费，父亲永远的回应都是 “好”。和过去相似，他希望我能在学业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