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亲爱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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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我频繁梦到孙卓。妈妈说他成绩很好，英语没有理科那么好。我想寒假回去后我可以给他补课。在梦里，他终于是长大了的模样，我坐在他身旁，教他念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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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的孙悦（前排右），孙卓（前排左）和父母。受访者供图
文丨新京报采访人员杨柳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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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5285字阅读9分钟
孙卓丢失5172天后，2021年12月6日，在警方组织下，孙海洋夫妇与孙卓在深圳相见。认亲仪式上相拥的瞬间，孙海洋抱着17岁的孙卓，放声痛哭。
与此同时，距离深圳2607公里外的新加坡，孙海洋的女儿、孙卓的亲姐姐孙悦通过网络直播看到了这一幕。正在吃饭的孙悦开始无声流泪，大滴泪水掉进饭里。
分别14年后，孙悦隔着视频再次见到了孙卓。视频那头的年轻人高瘦，戴着眼镜，额头像爸爸，眼睛像妈妈。隔着模糊的泪水，孙悦看着，仔细辨认着，直到眼前轮廓清晰的年轻人与记忆中的弟弟相重叠。那是三岁半的孙卓，额头宽，笑眼弯弯，穿着幼儿园的黄绿色短袖校服，右手比了个“耶”。这张照片被印在红底或白底的寻人启事上，被印在报纸上，张贴在家里的墙壁上，也贴在深圳甚至全国一些地方的角落。
2008年1月，10岁的孙悦独自一人搭乘从湖北监利县出发的巴士，来到深圳与父母团聚。她再没见到弟弟，看到的只有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构成漫长岁月里孙悦对弟弟所有相貌记忆的来源。
孙悦用“癌症”形容这些年家庭的痛苦。父亲孙海洋曾说，他们三五十个被拐家庭时常聚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像得了癌症的病人。而现在，降落在这个家庭里的“癌症”终于被治愈。孙悦说，弟弟能找回，是她二十三年来最光明的一件事。
以下是孙悦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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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湖南永顺县长大。当时父母在县城的天桥下开了一间包子铺。每天早晨5点多开始卖包子，爸爸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去店里和面、做包子。回想起永顺，感觉记起的不是爸爸、妈妈，也不是孙卓，而是一些自然现象，洪水和繁星。
因为上游泄洪，永顺常发大水。有一年，我在家里正看动画片，水渐渐漫涨，一直淹到电视桌下面。我爸把我举在肩上，跑去天桥上的高地避险。洪水淹进天桥下的包子铺，淹进家里。但我一点也不害怕，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爸爸总能解决好。坐在他的肩头，我感到安全。
有次凌晨出发去包子铺时，爸爸带上了我。从家里走向包子铺不过300米的距离，他牵着我的手，四下无人，静悄悄的，整个城镇都在沉睡，我抬头，看到数不尽的繁星堆在天上。
在教育子女上，爸爸一向宽容，很少说重话。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他对学习这件事很执着，他觉得上学对孩子是很宝贵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上学。小县城送孩子去上兴趣班并不多见，但爸妈给我报了舞蹈班。刚学舞时有很多基本功训练，下腰、劈叉，我觉得辛苦，不想去。那是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冲我发火。他抄起炉子旁的铁钳，大声问我要不要去。我吓哭了，他也慌了。赶忙扔掉铁钳，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就是这么一个笨拙的父亲。
2003年，我五岁时孙卓出生。孙卓顽皮、机灵。我们在一起总是吵闹，为了玩具或者零食争抢。这种吵闹是亲昵的，我不让着他，他也不让着我。
2007年，小学三年级时，我回到湖北监利老家上学。爸妈带着孙卓去了深圳。我那时成绩很好，可是赴深务工子女很难入学，为了不耽误我，他们想在深圳安顿下来再接我过去读书。
2008年1月，独自一人在老家待了大半年后，大伯把我送上从监利开往深圳的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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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去深圳前的一家四口。受访者供图
那时，我对孙卓被拐的事情一无所知。爸爸接到我时是深夜，他看起来心事重重，也没有流露出看到很久未见孩子的喜悦，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出租车停在包子铺门口，夜色掩盖了“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的招牌。
因为太累，回家后我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才想起没有看到弟弟。走出房间，客厅的墙上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和报纸，纸上印着弟弟的照片。照片里，孙卓穿着黄绿色短袖，蓝色拖鞋，脸颊肉肉的，咧着嘴笑着，右手比了个“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