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传伟的工|核心部件较进口产品便宜一半，民企机床能否杀出一条国产化血路民企|血路|一条|核心部件|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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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传伟的工厂在通州的东南侧，地图上看，像是被北京城挤在了一角。忙完这段时间后，整个工厂就要搬去河北廊坊市大厂县的一处工业园区。
邵传伟是厦门中科伊贝格机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这处位于北京的工厂是企业的生产基地。工厂只有1500平方米左右，两间厂房被分割成了6个功能区，因为面积有限，一些功能区不得不重叠在一起，比如仓库的一部分被用来进行产品的测试，各种型号的产品被摆放在仓库的两侧的架子上。
在此前11年的时间中，这个工厂几乎尝试过所有型号的铣头产品开发，最多的时候同时有6个项目推进。
工厂内的各种工具都需要自己开发，在市面上买不到相应的专用设备，为此，邵传伟买了通用机床来改造。从外观上看，这两间厂房更像是一个大的中试车间。这处工厂陆续为沈阳机床、齐重数控、武重、宁江等大型国有机床厂提供了单摆铣头和五轴联动双摆铣头的研发外包和供货，服务于歼20、运8等多个重大项目。
【 邵传伟的工|核心部件较进口产品便宜一半，民企机床能否杀出一条国产化血路】上个月，邵传伟参加了一次工信部组织的数控机床与航空领域对接会，他是会场中唯一一家被邀请参会的核心部件企业代表。此次对接会的现场就安排在邵传伟参与的一条生产线，“用的都是我们的铣头和转台”。
五轴联动双摆铣头是五轴数控机床的核心部件，这样一个铣头有超过100个零件，其中90%属于机械加工件。过去11年，邵传伟的工厂在这一部件上完成了一次国产化单点突击，目前除了主轴轴承和需要进口的编码器，其余零部件均已完成国产化。
在邵传伟摸索出成型产品后，这个一度为进口产品占主导的市场，出现了变化，外资企业开始降价，此前单个部件的售价在100万元以上，目前已经降价至70-80万上下。
邵传伟的工厂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的技术底层来自于进口产品——邵传伟曾在相当长时间中代理过两家外资机床企业，此后还曾负责多个外资品牌的维修和售后，在工厂的发展过程中，又受益于国产大厂的核心部件外包。而在2016年后，邵传伟察觉到了南方一批民营机床企业的兴起，来自这些企业的订单逐渐在邵传伟的工厂中占据重要比重。
邵传伟对这些南方民营机床企业印象深刻，这些企业聚焦于单个型号的机床开发，这与北方的国企大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这些企业又广泛仰赖供应链，几乎所有的零部件均由供类似于邵传伟这样的供应商提供，甚至连装配、测试环节也进行了外包，企业本身只专注于做设计和集成，因此成本压得极低，在一些型号的机床上，这些企业已颇具竞争力。
这些企业正在向蚂蚁一样，沿着供应链密密麻麻的向上涌，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逐步撕开了生存的裂缝，即使一家失败也无关大局，人员的流动会让技术积累于供应链上，形成一种供应链的“群体智慧”，而邵传伟的工厂就是其中的一点。
在邵传伟看来，这或许是中国机床国产化的另一条路径。
搬离东三环
2009年，邵传伟搬离了北京繁华的东三环，来到通州的西南侧建立了这家工厂。
之前的9年时间中，邵传伟主要代理销售数个海外铣头、齿轮品牌，赶上中国经济的腾飞期，生意很好做，一年营收上亿元，彼时邵传伟的公司位于北京东三环建外SOHO的写字楼内。
随着规模的扩大，邵传伟被掣肘的感觉越来越浓，外商并不乐意一家代理商成长得规模过大，且产品的改进与技术支持跟不上用户需求，双方的摩擦随之而起，“我不喜欢点头哈腰去妥协”，愤不过的邵传伟准备自己干。
从销售到生产是一次巨大的转变，是个从“树上到地上”的过程，在建设北京工厂之前，他曾经在济南有一个小型的加工厂，生产齿轮箱，这几乎是他唯一的制造企业管理经验。为了建立北京工厂，原有的销售团队被从东三环拉过来，济南的工厂也被解散了，核心骨干来到北京，其余的设计、制造人员从互联网上招聘，一支工厂的初期团队拼凑起来。
邵传伟工厂成立之时，中国机床产业正在经历一个空心化的过程，尽管能够进行整机的装配和床体的生产，在一些关键的零部件上，国内厂商基本依靠进口，这意味着邵传伟几乎面临着一片空白的市场。
邵传伟选择转台作为第一个切入市场的产品，这个产品离此前生产的齿轮箱比较近，此后又开始进行简单的铣头生产，直角头、万能头、双摆头，邵传伟的工厂几乎把各类铣头研发了一个遍。为了在海外品牌的缝隙间生存，邵传伟主打非标设备，彼时，受限于供应链的漫长，外企无法在这一领域与本土企业竞争，这也为邵传伟的生存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