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5.42亿国内用户，播客是一门好生意么?( 三 ) 生意|王磊|杨一|主播|国内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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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简单直接的直播带货不同，多数播客主并不希望通过生硬植入影响节目质量，而品牌商也更看中品牌附加值，播客的形式也无法用简单的买卖来打动消费者。因此双方的合作更像是一种“软植”，比如《日谈公园》在与松下洗碗机合作中，主播们先讲疫情对于自己产生的变化，聊到宅经济，继而自然地带入洗碗机广告内容。
丁教告诉AI财经社，目前与品牌商的广告合作，平均播客水平CPM(每千次展示费用)为6毛钱到7毛钱，按最终收听人次计算。
除上述为品牌商定制一期节目外，杨一为企业定制的播客略为不同，更类似于广告创意公司，为企业量身打造自己的播客节目。以为 GGV 纪源资本出品的播客节目《创业内幕》为例，节目每一期会邀请一位创业者与 GGV 的投资人对谈，分享创业的心路历程。
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做自己的播客节目不是一个新鲜事，一个趋势是除了音乐人和媒体人，投资人也在加入播客群体。任宁就开设了自己的播客节目，他称“投资人是最有观点输出的一类群体，在硅谷不少科技从业者都将自己的业务搬上电台节目，分享创业想法”。
纪源资本的投资人Lily在接受《播客一下》采访时提到，“《创业内幕》这档节目正在成为GGV重要的品牌杠杆，帮助公司实现‘破圈’，也是给创业公司免费提供一个流量入口，以及品牌宣传的机会，去年我们有两三个项目都是在节目宣传之后拿到了融资。”
现在杨一的团队中有一半专门服务于企业播客，这种商业模式正在成为公司的盈利主力。杨一表示，目前的广告报价分为两种，“一类对外像《创业内幕》这类的节目，刊例价为一期2万。另一类针对企业内部，不在播客里分发，它的制作费一期为6万。”
杨一表示，以现阶段的经验，专业服务类企业会更有做播客的需求，也更有兴趣做播客，比如VC、咨询机构或金融机构，“最近我们的客户中出现了传统出版行业，出版社有作者资源，自身有内容输出，更适合传播”。
投资人任宁将播客这门生意拆解为三个要素，“主播、节目、听众，主播代表人设，节目就是版权，听众代表流量”，他举例，节目聚集一批忠实听众，播客做内容，也是在背后做一个社群。
但在AI财经社采访中，多位播客主表示并未对听众进行重运营模式，“我是比较抗拒拿听友当粉丝，我们的关系更像朋友，社群运营方面做得很轻，更多的精力还是做好内容，有好的内容才能留住听众”。李志明说，尽管《日谈公园》也在做电商带货的尝试，但也仅为了增加固定的流水。
《大内密谈》在电商的探索中走得更远，他们企图用更深层次的合作让喜欢节目的听众能信任团队的选品。《大内密谈》的Miya透露，他们曾推出一款清酒，专门跑到日本选品，再进行设计包装。不过也并非所有的产品都采取如此重的模式。
不同于其他播客主的媒体属性，《大内密谈》的主播成员多以音乐为主，Miya称，《大内密谈》正从一个内容的生产者向一个“平台”延伸，“比如我们会出音乐作品，办线下音乐节，输出更多的生活方式”。
“播客完全可以用品牌IP的思维来打造，针对IP可以做内容付费，版权销售，周边开发等不同的形式。”丁教告诉AI财经社，“不应该把播客框死，针对播客的变现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播客生意何时爆发?
“现在的播客就像非常早期的微信公号，上下游环节不完善，从技术工具、内容创作，到后期的服务、运营，都没有跟上。”播客公社的创始人老袁表示。
从这些方面看，播客生意距离爆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由于播客节目分发的特殊性，国内互联网产品的逻辑很难嵌套在播客上。老袁在与平台沟通时，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2018年喜马拉雅曾一度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播客节目播放量不高，订阅量也不大，但粉丝互动量却比其他类型节目高出一个量级。他们甚至认为这些播客节目是在站外刷了流量，有段时间为了抵制刷量行为，喜马拉雅曾一度把回传的接口关闭，导致节目收听率断崖式下跌”。
事实上除平台外，还散落着大量的泛用型客户端，一些客户端使用的托管仍是平台的服务，这也使得平台在统计数据时也会将此统计进来。“目前每个播客节目50%的流量都散落在泛用型客户端上，也导致行业统计数据非常困难。”
这样的问题在微博、小红书等成熟的内容行业里就不存在，矛盾的根源在于，播客市场没有第三方服务。